□萧平

傅抱石先生最早在画画上出名应该是在重庆这个阶段，抗战时期他在1939年到了重庆，那个时候跟随郭沫若在国民革命政府三厅做郭沫若的秘书。这个时期他住在金刚坡，我去年和今年两度到金刚坡去看他的故居，那地方下雨以后，远山跟他的画法非常近。除了他对各种传统皴法的借鉴，我们也看出环境，四川多雾、多云，湿气较重，这样的气候也大大影响了他画风的形成。他的第一个绘画风格形成就是在重庆，从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七年的时间，是他风格形成的时期。这是他的山水画。

如今，我们已可以断言，傅抱石先生的山水画，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崭新面貌，其地位堪称新中国山水画的里程碑。而对于人物画，傅抱石亦在年轻时即用功甚勤，其人物画在美术史中的地位应当与其山水画等量齐观，我们今日有幸目睹的《云中君和大司命》巨作，便是此论极佳的物证。

傅抱石从年轻时起，便崇尚屈子的精神，更热爱其文学作品，甚至，有“抱石”之名乃取“屈子抱石”之意的说法。傅抱石的这种题材偏好，从他1930年所刊的一方“采芳洲兮杜若”的白文印上就可初见端倪（并刊三面边款，为《离骚》全文2765字）。1933年，在日本留学的傅抱石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相识，并成为挚友，二人除了探讨书画史论以外，文学也是重要的共同语言，其中屈原及其作品，更是二人兴趣的焦点。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二人辗转重庆，对于屈原的热爱已经由自身的审美偏好，融入了更多的家国情怀。毕竟，此时的屈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象征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独特存在。

1942年，郭沫若以创作话剧《屈原》激励抗战，鼓舞群众；同样是在1942年，傅抱石壬午画展在重庆举行，总计展出画作百余幅，其中大量与屈原和《楚辞》相关，同样是紧扣时代的文化宣传。如果说傅抱石的“金刚坡时期”，是傅、郭二人创作屈原题材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为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何塞·马蒂四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和平大会的消息，则让傅抱石与郭沫若一起迎来了对于自己钟爱题材的一次再创作，是时乃为又一高峰。

本幅绘于1954年的《云中君和大司命》，即是傅抱石此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与十二年前相似的是，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屈原赋（今译）》在早前付梓；与十二年前不同的是，此时二人的心境早已不似当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而是充斥着“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建设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