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在1932年和1933年之间，三位年轻的哲学家坐在法国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一边啜饮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一边畅销着哲学。

“你看，我的小同志，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说话者是雷蒙·阿隆，而那两位倾听者，则是他在巴黎高等师范的老同学，萨特与波伏娃，他们三人如此年轻，目光灼灼，都还没满三十岁。当时萨特和波伏娃已经在法国教书，而阿隆却在柏林做研究，他告诉他的两位朋友，他在德国发现了一门正在成为风潮的哲学，名字朗朗上口：现象学（phenomenology）这个单词，无论是用英语还是法语念出来，都是如此雅致、顿挫，仿佛抑扬格诗句。

阿隆进一步解释道，德国的现象学家，放弃了自古希腊时代就开始的抽象哲学观，开始直接研究起了自己此刻正在经历的生活，并且意识到，在一个充满事物的世界里，哲学家可以专注于和现象相遇。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次要命题上，而忘记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存在（being）的问题。而现象学的逻辑就是，人们可以抛开智识的杂乱，转而关注事物，让事物向你揭示自身。

波伏娃后来曾在她的写作中再现过当时的场景：萨特听到阿隆的这番话后，面色唰地白了。在大学受够刻板哲学训练的萨特正在试图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破坏性的哲学”，他和波伏娃已经读过一些海德格尔，但并未得其奥妙。而阿隆的这番谈话让萨特意识到，这可以是一种新的研究哲学的方式，把哲学和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四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萨特说，他从未忘记那一刻的感受。在三人谈话后，萨特马上冲到最近的一家书店，对店员喊道：“给我这里每一本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

实际上，在“煤气灯”酒吧里的这一刻，亦被认为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发端。阿隆建议萨特到柏林学习德语，研究现象学家的原版论著，就近吸收他们的哲学能量。正好萨特厌倦了教书，他渴望冒险：去君士坦丁堡跟码头工人一起劳动，去阿托斯山同僧侣一起冥想，以及去纽芬兰岛跟渔民一起抵抗风暴……但现象学的磁力让他去了柏林，并带回来一种新哲学，经他融合了德国现象学与丹麦克尔凯郭尔思想，并点缀以法式文学书写调料的新思潮：现代存在主义。

英国作家莎拉·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便是这样一本结合了历史、传记和哲学的史诗般的作品，为我们再度厘清存在主义在今天仍未过时的魅力所在。

萨特的口号是：存在先于本质。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抛入这个世界，便会自行创造自己的定义，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一件始终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断通过行动来创造自身，这便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境遇。从人拥有第一缕意识的那刻起，直到死亡将其抹去。“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存在主义盛行的时代，是事故迭出的时代：纳粹、屠杀、战争、原子弹爆炸……萨特在文章里不断警醒他的读者：是人类在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毁灭自己以及我们的所有历史，甚至毁灭地球，只有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够阻止我们。“就这样，他为人类这个刚刚把自己吓了个半死，现在终于准备好长大成人、负起责任的物种，提供了一门量身定制的哲学。”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者已经让位给了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新一代，存在主义也被认为是过时的思潮，但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格局的变化，人们隐隐嗅到多事之秋的气息，存在主义又被再一次召唤。

过去的一个世纪，随着脑科学和人体医学、基因学迅猛发展，我们对人是什么理解得越来越深刻，但同时也越来越迷惑。如果我们受制于神经元和荷尔蒙，其本质不外乎数据与信息，那么何以确认人是自由的？是什么把人和动物、人和非人、人和AI区分开来？人类解决了太多问题，却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在一个庞大而不确定的未来面前，重读存在主义，就是再一次反思人之“存在”：何以为人？我们因何在此？人类又要为自己打造一个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