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今年我不得不再一次清理了我的书房，那里书满为患，书架上一开始是单层，后来变成双层，再后来连每一格书上方的空间都见缝插针，我一度担心超额的重量会让书架某天轰然倒塌，在书架上找书也渐渐变成一桩不可能的任务。

那些你曾经爱如珍宝的书，如今上了年纪。据说从十九世纪开始，书籍的平均寿命就只有不到七十年的时间了，在无酸纸印刷普及之前，这些书籍极易发黄、变脆，是虫子们热爱的食物。正如翁贝托·艾柯所言，“仅仅用手拿起这些书，它们就会像圣餐面饼一样掉下碎屑来，可以肯定如今制作出来的袖珍书籍也就二三十年的寿命……它们已经未老先衰。”在把这些书收纳进五十个搬家用的纸箱时，书页之间难以被彻底清除的灰尘、虫卵和纸张脆化后的粉末令人喷嚏连天涕泪横流，毫无疑问，它们就是我常年过敏的罪魁祸首之一。

这次清理让我开始反思，我为何要不断地占有更多的书籍？拥有多少书籍才是合理的？那些我不舍得丢弃的书，我珍惜的究竟是一种再次使用的可能性，还是我曾经阅读时所建立的情感记忆？在喷嚏和反思中，我清理掉了上万册图书。依然不舍得丢弃，只是转移并封存，现在我只剩下一个极小的书架，仅保留了手边需要的百余册图书。

庞大的断舍离之后，我看到了一间令我心仪的书房。主人是位雕塑家，因此他建起了层高极为可观的建筑，来方便他做大型雕塑，工作室旁辟出一间，作为书房，两层楼高，中空，书架由地及天，四壁连廊，有小型楼梯可供上下，藏书大概在四万册，加上艺术家收藏的大多是画册，精美的铜版纸不易变质和虫蛀，看起来清洁有序。我流露出艳羡之情，紧接着问了一个技术问题，“这么多书，找起来一定很困难吧？”

主人微微一笑，告诉我他已经系统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请专业图书馆目录学的朋友帮他整理并建好了书目档案。书房正中，有一铺巨大的书桌，上面平铺着他最近要用的书。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根据自己最近的工作，把可能需要用到的参考书目拿出来提前陈列，一目了然。

这场谈话，再一次把我的记忆引向翁贝托·艾柯，他在他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一书写到爱书人的乐趣与苦趣，尤其写到人们走进藏书室的通常反应，我忍住了向主人提出那个经典蠢问题，“书真多啊！您全部都读过了吗？”

作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兼藏书家，翁贝托说，对这样的蠢问题，他有三种标准答案：第一种是回答“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为什么还要放在这里呢。”这个回答往往会让提问者心生优越感，第二种回答则会让来宾自卑，“我读过的书更多，先生，比这多得多！”但翁贝托还有第三种让提问者感到痛苦惊讶的法门，也是他的终极大杀器，他会轻描淡写地说，“不，我读过的书都放在学校图书馆里了，这些是我要在下个礼拜前看完的书。”——鉴于他米兰的书房里有三万卷藏书，这个回答令来访的倒霉蛋如坐针毡，不得不提前告辞。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光看书名很容易令人误解，布满绿色树叶的自然主义装帧也加深了这一误解，这并不是植物学著作，它是一本爱书人对书的迷思：人类为什么需要书籍？翁贝托把书定义为“植物记忆”，以区别之前镌刻在尖塔、金石和墓碑上的铭文，那是矿物载体的记忆。而书籍，从莎纸草到古腾堡印刷术，植物成为人类文明和记忆的载体，人们用碎麻和粗布制作纸张，“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词源都来自“树皮”，植物的记忆，比矿物速朽，却比矿物更易传播。

全世界最稀有的书，古腾堡《圣经》，它已知的第一本也是市面流通的最后一本，在1987年被卖给了日本藏家，价格大概是70亿里拉。世界上所有藏书成癖的人，都梦想着自己捡漏碰到另外一本，翁贝托·艾柯就做着这样的白日梦，但他也深刻地知道，一旦拥有这本书，只能秘不示人，一旦走漏风声，半个世界的窃贼都会活动起来。另一条路径就是把书捐给图书馆，在正厅作为镇馆之宝，用公共财政来支付保安和安保费用。

无论是哪种都是悲惨结局：爱书，却不能时刻自由翻阅，这就是“爱”与“拥有”之间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