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周世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娃最爱看小人书。小人书是连环画的俗称，采用文图搭配的形式，通过多幅画面来叙述故事。在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小人书是孩子们的主要精神食粮，伴随着从童年到青少年清贫并快乐的时光。

我上小学时就盼着体育课下雨，下雨不能户外活动，瘦高个的宋老师总是拎了个四四方方的木箱进教室，那里头尽是好看的小人书。放学后，我习惯于先拐到文津桥头的小人书摊“过足瘾”再回家。那时候课外作业少，回家花个三四十分钟准“搞定”。

止马营是南京的一条城南小巷，因建邺路的西延而悄然消失，但在“老城南”的记忆里却始终存在。小巷的中后段有口老井，井旁有家理发店。店很小，就是寻常人家放了把剃头椅子，但生意还不错。剃头的姓石，小时候我的头都在那块剃。除了离家近、花钱少，最吸引我的是店里有很多小人书。每回去剃头，等的人越多我越高兴。有时石师傅说让大人先剃，我求之不得。记得有一回，我刚到店不久，石师傅说我拿了他家的小人书，而且把“拿”书的过程说得很具体，我急得就差掉眼泪了。因为没拿，我当然不会像孔乙己那样，以“窃书不为偷”为由辩解。过了一会，石师傅话锋一转：“好吧，你说没拿就没拿吧！”原来我吃饭急了，到店里老打嗝，石师傅略施小计，我一着急就不打嗝了。

另一桩有关小人书的事却让我很不开心。那是小学四年级时，一天早晨我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教室前后围着两堆人，大家的脑袋凑在一块，眼睛盯着中间同学手里的小人书。一旁的姚同学对我说，这两本小人书是他借来的，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可好看了。还说，你想看给你带回家，明天记着带来。第二天上课前，我没来得及把书还给姚同学，到了中午翻遍书包也没找到，回家找也没有。两本小人书“不翼而飞”，只好赔了，两本小人书加起来八毛多。我认为不值，但也只好自认倒霉，硬着头皮找妈妈要钱。妈妈好不容易给了，我心里却很内疚，上世纪60年代的八毛多钱可是一家人全天的伙食开支啊。

还有一件往事总在脑海萦绕。早年在我家还有一个重要成员，那就是我的小舅。他11岁就失去了父母，只好寄养在外公外婆家。1952年，我父母成家，14岁的小舅从扬州来宁跟着姐姐姐夫生活。我出生时，他正在南京五中念高一，还是校美工组组长，领头办起受到全校欢迎的《小鳄鱼》漫画墙报。彼时他一手摇着摇篮哄我睡觉，一手拿着画笔画画是常事。

1956年，小舅考上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即今天的中国美院），读大学时他创作出版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一本名叫《黎锦的心事》的小人书。故事的梗概是：青年女工黎锦在上文化课时看上了给她上课的郑老师，而后郑老师精心辅导工友林华让她很不是滋味，甚至怀疑郑老师和林华在谈恋爱。不久，郑老师的妻子从外地来厂探亲，黎锦这才消除了“心事”，和林华和好如初。彼时我妈在一家纺织厂从事职工教育，也许是小舅听妈妈说过类似的事，让他产生了创作的灵感。这个题材显然不适合孩子，可见小人书同样受到成年读者的青睐。

1968年我上初中，《莫愁女》编剧之一的张震麟老师和我们班一道去江心洲劳动，闲聊间得知他是我小舅的高中语文老师，还帮小舅联系出版小人书的事。前些年我的小学同桌、年近古稀的徐州某高校国学教授还在微信里和我聊起这件事，他竟然还依稀记得小舅那本小人书的书名。

时光荏苒，似水流年，当年的娃都已跨花甲、过古稀了。回首人生，我们都是看着小人书长大的，特别是那些望而生畏的大部头名著，都是从儿时看小人书起步的。正如作家铁凝说：“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小人书是我最初的文化启蒙和文明启蒙之一。”小人书图文并茂，携带方便，方寸之间包罗万象，仿佛是顺次打开的一扇扇风景优美的窗户，让我们从小人书里看世界，从而明白了诸多历史典故，知晓了许多中外名著，了解了太多英雄故事，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如今，小人书虽已淡出了人们的阅读世界，而作为时代的见证将永不磨灭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