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

黄公望死后14年，即1368年，元朝灭亡，无用带着这幅《富春山居图》由元入明。如朝代的兴亡更迭一样，《富春山居图》也进入了人世的纷争，开始了它奇异的流传历史。

一百年后，吴门大画家沈周曾经短暂拥有过这件名迹，却被别人巧取转卖给了苏州节推樊舜举。

沈周在1487年背临《富春山居图》的题识中说得较为清楚：“大痴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设，平生不见多作。辍凡三年始成，笔迹墨华当与巨然乱真，其自识亦甚惜。此卷尝为余所藏，因请题于人，遂为其子乾没。其子后不能有，出以售人。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耳。即其思之不能忘，乃以意貌之。物远失真，临纸惘然。”

此卷后归无锡谈志伊。其时在1570年，他又请了文彭、周天球等人题记。

公元1589年，《富春山居图》流转至北京，为周氏所藏。董其昌（1555—1636）时在京师任职，有机会亲睹此画。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是“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具畅”。他终于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奉旨往长沙的途中，在一个叫泾里的地方，由友人华某介绍购得此画，欢呼雀跃，如获至宝，藏之“画禅室”中，连呼：“吾师乎！吾师乎！”

或许因为晚年景况困难，董其昌于崇祯九年（1636）以千金将《富春山居图》质押给了宜兴的吴正志。不数年，董氏故，画即归吴氏所有。其后，继归其三子吴问卿。吴问卿对此画极为宝爱，筑“富春轩”藏之，还请其友人书画家邹之麟为之题跋。据邹云：问卿数十载“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坐右，以食以饮；倦之为爽，闷之为欢，醉为之醒”，真是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然而，这种病态的“宝爱”的结果是使《富春山居图》遭遇火殉之难。

清顺治七年（1650），吴问卿临终时，竟命家人将《富春山居图》与智永《千字文》等为其火殉。第一日，焚《千字文》，第二日焚《富春山居图》。幸其侄吴贞度在问卿弥留昏聩之际，易以别卷，从火中救出，但已烧焦前段四尺有余。

焚后的《富春山居图》在重新装裱时，将部分烧焦的一段割下，即是所谓的《剩山图》，先为王廷宾所得，1938年经上海汲古轩曹友卿介绍，为吴湖帆所有，1956年征归浙江省博物馆。

焚余长卷《富春山居图》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后又辗转被季寓庸、高士奇、王鸿绪所藏。王鸿绪死后，其家人欲以此图利，索价千金，可惜当时吴中文人无大力者，王氏家人遂携此卷至扬州，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为书画鉴藏家安歧所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安氏家道中落，遂由友人傅恒介绍，将此卷连同其他古物以两千金一并卖给了清内府。至此，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身首异处。

在此卷进入清内府的前一年，乾隆皇帝先得到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图》，因上款为“子明”，故称“子明卷”，此实为明人摹本。乾隆却视为真迹，在画上一题再题，前后题了54次，画上所有空白处甚至部分山石上都题满了。第55次，观览后书了“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这样一来，当真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来到乾隆宫中的时候，即被判为伪作了。因为乾隆皇帝真伪颠倒的误判，《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从1746年被打入冷宫，直到民国时期，故宫文物南迁时在上海停留期间，邀请上海名家吴湖帆、沈尹默、叶恭绰及吴湖帆的高足徐邦达、王季迁等鉴阅后，才发现乾隆皇帝把假的当真，真的当假了，两百年的冤案方得以澄清。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我讲一个故事，在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富春山居图》的流传经历，是一件宝物的离合故事。离的悲，合的欢，实在是沧桑人世的悠久主题。于物如此，于人生，于家国民族，无不如此。东坡居士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富春山居图》的杰出创造，与其在六百多年过程中经历的沧桑之变和悲欢离合，引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关注。2011年，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这个焚断360年、分离两岸60年的巨作得以完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当我们与众多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徜徉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厅里，仔细地观赏着先辈们留给我们的这些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时，早已忘却了身在遥远的海峡彼岸，其感觉，就是在自家的厅堂里欣赏自家的宝物。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得更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