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流传的经历，说到底是一个个有关艺术品收藏的故事。不同的故事，折射出不同的心态和人格。

第一类如沈周、董其昌、吴湖帆等，他们收藏艺术品的目的是欣赏、研究、学习与借鉴。

沈周，为明代杰出的山水画家，“吴门四大家”之首。沈周对于《富春山居图》的从有到无，其态度是“思之不能忘，乃以意貌之”。他凭印象追仿的《富春山居图》，完全出于对先贤艺术的热爱，是继承与借鉴。沈周的《富春山居图》，民国初被徐世昌收藏，徐的后人在“文革”中被抄家，这幅画被送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落实政策归还后，其子女将其送到北京的拍卖会拍卖，徐邦达先生看到了，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建议由故宫博物院买下收藏。2011年曾被借展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晚明董其昌，富收藏，精鉴赏，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是中国画“南北宗论”的倡导者。他对元人绘画推崇备至。他得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连呼“吾师乎！吾师乎！”这样的痴狂，也只能是真正的画人才有的。在董其昌之后的金陵大家龚贤，曾师于董，他在古稀之年所作的画中说到王绂、沈周晚年以“倪黄为游戏，以董巨为本根”时，也激动地发出：“吾师乎！吾师乎！”的感叹，这里所反映的，是画家对于艺术的不加掩饰的真诚。

吴湖帆是现代海派书、画、鉴藏大家，他得到《剩山图》珍爱异常，对火焚的原作进行了一定的修补和重新装裱后，亲自在包首题写“画苑墨皇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真迹烬余残本”，珍藏于自己的“梅影书屋”，并对《富春山居图》真伪是非的还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才有了现在这个圆满的会合。

第二类如吴问卿们，是对艺术品病态的占有欲。他是爱的，爱得执着，也爱得痴愚，他被缠缚得无法解脱，而缠缚他的正是一己之私，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对艺术珍品的摧残，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第三类是权贵者的心态，他们将艺术品当作玩物或精神的附属，不仅贻笑大方，还可能让艺术品蒙受另一种灾难。乾隆帝对于书画的痴迷，并非真正出于艺术上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玩物的态度。他喜欢在书画名迹上题跋、钤印，对书画珍品而言，这常常是一种灾难。因为画家的创作，十分讲究画面的虚实与位置经营。幸亏在真的《富春山居图》进宫前，有了一件仿作《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否则，真迹《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也必将成为他无病呻吟的题字消遣之处了。

今天的国人，对于艺术品的收藏，尤其是古书画的收藏，无论是规模还是热度，大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这个热度中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又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

一是人们对于著录、出版物和权威的笃信与依赖。如近年许多创纪录的高价书画都出自《石渠宝笈》的著录。二是求大、求贵，或追逐的皇族遗物。一件作品，有了皇帝的题跋或印记，便身价百倍。其实有些印记和题跋，恰恰是对于原作章法的破坏，显得极不和谐，它所反映的只能是一种皇家对于艺术品霸道的占有心态，是一种“俗”，与书画本身的高雅、清逸的品质是相背离的。三是跟潮、跟风，对于大名头、热名头的追逐。历来书画家名头有大小之别、冷热之分。其实，大与小，冷与热都是有时间性和相对性的。清初的八大与石涛，他们的作品虽有很高、很独特的艺术价值，但在清代并不为皇室所接受，清宫基本没有收藏他们的画，仅有的一幅石涛墨竹，还是因为有王原祁补画了坡石，由满族官僚博尔都呈进的。因此，八大与石涛在尔后的一二百年中基本被埋没，直到二十世纪初始被重新发现，渐由冷变热。那么，艺术品收藏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