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23年出版《不如读诗》之后，诗人张执浩近日推出又一部诗学随笔《传告后代人》，通过“功名”“友谊”“漫游”等15个关键词，进入古代诗人的诗路和心路。
一个理应全身心投入当下的诗人，这几年为何却心心念念与自己分属楚河汉界两端的古代诗人？
张执浩长居于黄鹤楼下，即使在武汉搬过七次家，他的生活也一直围绕着这座楼。在对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观望之中，这座千古诗楼在他那里已然成为从古至今历代诗人们的化身，催逼着他时刻回望并自证：何为诗人？诗人何为？
最直接的动因还是那几年的疫情，迫使他去面对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譬如，当生活被压缩成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的个体价值是否真的存在？——这些平时看来过于严肃的问题，在那段时间变得非常切实而具体了。“作为一位诗人，我需要获得一种正视现状的精神定力，往回看就自然成了方法之一。”
有一天，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了沈德潜的《古诗源》，埋头读了起来，然后感觉有话要说。事实上，他之前曾应一家媒体之约，写过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两山之间》，翻出来重读之后，感觉有些问题还没有厘清，因此他又重写了一遍。这篇文章成了后来这一系列文章的开篇。
在黄鹤楼下读诗、写诗，焦虑是必然的，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在张执浩看来，新诗写作目前远未达到化境，值得书写与深掘的还有很多，当代诗人需要奋力一搏，蹚出一条路来。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当代缺乏杜甫那种全须全尾的整体式的大诗人
读品：这些年，不少重要的当代诗人，对包括古典诗歌在内的传统文化兴趣满满，作为其中一分子，你希望从中获得什么？
张执浩：如果说，我们以前是将传统与现代“划江而治”的话，那么，现在则变成了相向而行。比方说，我会在漫漫长夜里问自己：若是杜甫生活在当下，他将如何去处理自己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汉语诗歌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血脉资源，而这些伟大诗人的精神生活早已建构了中国人的人生模板或范式，重新认识他们，在我看来非常重要。
倘若我们只是从审美的需要来解读古典诗歌的话，那就太轻慢了它们的生命力和吸附力。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躲藏在这些诗歌背后的那群伟大的灵魂，他们在面对生活时所呈示出来的态度，在得意与失意之间所体现出的生命张力，才是我真正看重的。因此，我在写他们时，脑海里面始终回荡着如下三种场景：地老天荒的人生现场、将心比心的生活态度，以及隔代相望的伟大情谊。说到底，古往今来的诗歌都是在传达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尽管传达的介质（语言）会不断变化，但生而为人的根本情感是恒定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也是当代的一部分”。新诗可能没办法从语言上去继承古诗的传统，但并不影响我们去继承那些有助于我们的生活观念，无论是宇宙观，还是家国意识、亲情伦理意识，都在这些诗歌和诗人那里得到了精确的呈现。
读品：《传告后代人》通过15个关键词，进入古代诗人的诗路和心路。据说这本书原来还打算写一个关键词“口语”，后来为何去掉了？从传承的角度看，口语化的诗歌会更有生命力吗？比如我们今天很多人能够记诵李白的《将进酒》，但可能不会背甚至不知道杜甫的《秋兴八首》。
张执浩：的确，当初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口语”是古典诗歌中非常醒目的一种存在，我甚至认为李白就是一位伟大的“口语诗人”，他许多杰出的诗篇都具有“口语”的特点，不独是他，“古诗十九首”，还有唐诗里相当一部分流传深远的诗歌都具有口语化的风格，“脱口而出”一直都是古典诗歌追求的极致效果之一。我后来没有写这章，是因为成书的时候有体例上的考量。15个关键词总体上是从古代诗人的人生路径和美学渴望来展开的，只有“音区”和“色彩”两章涉及了“如何为诗”的问题。虽然我没有把“口语”单独拎出来成文，但一些观点在书中多有涉猎。
读品：你在谈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说：“杰出的诗歌总是在生活的正前方，等待着它的主人出现；杰出的诗歌总是会以‘失物招领’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旁，或各式各样的生活现场，等候着它的主人去路过、去发现、去认领。”在时代大变革的前夕，诗人已经敏锐捕捉到了气息。你认为在当代也有如此“杰出的诗歌”吗？能否试举几例。
张执浩：我固执地认为，诗歌是以一种“永在”的方式存在于我们人生现场的，你写不写它都在那里。诗人的任务是先人一步抵达那里，作为指认者和发现者，继而从中发明一种生活美学，引领时代的风尚。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但要真正做到却非易事，除了才学、心智、勇气，也有运气的成分。对杜甫而言，这几点他都具备了。我们常说“苦难出诗人”，或“国家不幸诗家幸”，其实这句话只对极少数的诗人有效，只要考察一下那些同样置身于安史之乱背景下的诗人情貌，就能看出杜甫异于常人的禀赋，他几乎是那一时期唯一将个人命运与时代遭际无缝衔接并始终捆绑在一起的诗人，从自负到自省，从伤己到忧时忧世，他成功地完成了自我的心理建设，而其精湛的诗艺只是诗人人格力量的外溢部分。这样的诗人在每个时代都非常少见。“杰出的诗歌”在当代也有不少，譬如北岛的《回答》、于坚的《0档案》等，应该说有不少，但我们可能还是缺乏像杜甫那种全须全尾的整体式的大诗人（我指的是创作生命意义上的完成度），当然，也许还需要更漫长的时光来逐渐澄清。
新诗诞生之初的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力”正在丧失
读品：你曾说，作为一个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但今天的诗人，已经不可能像李白那样，为了超越崔颢，怒写三首千古名作还不够，又跑到南京模仿崔颢写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今天的诗人，面对诸如“黄鹤楼”这么强大的文化符号时，除了像韩东登大雁塔那样，“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还有别的可能吗？
张执浩：在强大的古典诗歌传统的压力之下，焦虑是必然的，但并不意味着放弃。语境在变化，语言也是日日新，而且现代人的情感空间和情感的复杂性丰富性都远甚于从前，表达手段及传情通道也自由得多了。如果我们还在亦步亦趋地遵循古典文学标准，那自然就只能陷入摹写或复制的命运中，待在“搁笔亭”里。“化古”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打通我们汉语文学的气脉，知黑守白，知进退。事实上，新诗写作目前远未达到化境，值得书写与深掘的还有很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我一直觉得，新诗诞生之初的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力”，最近这些年正在逐步丧失，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读品：写诗对古人来说是“余事”，李白、杜甫都是不甘于只作为一个诗人、却不得不只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今天写诗，对文学体制之外的人来说，可能是为了进入圈子，获得写作者的身份标识，进而能够以写作的名义聚会、参加活动。你如何看待这种古今差异？
张执浩：我最近写过一首诗，起笔就写道：“我们要恢复一些传统/譬如登高、漫游或酬和”。中国古代的诗人都是行于路上的人，而且都是走在同样一条“单行道”上，不管他们愿不愿意，这都是命定的事情。写诗的确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余事”，他们人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出将入相，济世报国。所以，古人的人生理想远比我们现在的人高旷激越，写诗是一种修身的手段，即便是“苦吟”，也是为了排遣心中的块垒，因此，写诗既是日常的，同时又是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服务的。无论在哪个时代或世代，诗人都是人群中的少数人，于是，“群”便成了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圈子自古就有，但破圈者也大有人在。而我们现在的写作者把写诗变成了一种职业，为诗而诗，普遍流于抱团取暖的需要，很多诗人都取缔了更高的人生目标，因此功利性显得非常明显。
忠实于自己，不顾一切书写你的内心世界
读品：现在常谈“文学破圈”，相比散文和小说，诗歌因其形式灵活多变、长短皆宜、易出“金句”，更有利于传播，也更容易破圈。这也造成了诗歌的普及性、接受度与诗歌的经典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与隔阂。大众对新诗的误解与日俱增，如何搭建起大众与当代新诗的桥梁？
张执浩：诗人要主动去培育自己的读者，诗歌要培养自己的受众，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迎合，而应该借助新的传播手段去引导潜在的读者。鱼目混珠是自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存在感，但又很难达成共识，加之新诗的标准总是在建设与摧毁之间摇摆不定，给读者造成了诸多困惑。面对这种现状，我们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但是，力所能及做一些“公共空间诗歌”活动还是有意义的，最近几年，我曾在武汉尝试过“地铁公共空间诗歌”和“公园公共空间诗歌”活动，包括多场诗歌音乐会，效果很好，虽然不能轻易改变外界对诗歌本体的认知，但还是能拉近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大众有机会分享百年新诗的成果。
读品：作为诗歌编辑，如何评价90后乃至00后的诗歌创作？你对年轻的诗歌写作者有什么忠告和建议？
张执浩：文学的终极意义在于传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需求，尤其是诗歌这种处于语言变化前沿的文体，肯定更需要推陈出新。我编了十多年《汉诗》，尤其看重那些新鲜的面孔，也曾先后编撰出版过《神的家里全是人》和《地球上的宅基地》两本推介诗坛“新势力”的书，我喜欢那种相对偏执的写作，我行我素，孤注一掷，完全遵循自我气质和独特生活面貌的写作，反正是那种我写不出来的诗歌。如果要我对年轻人的写作提出建议的话，我想说的是，永远要忠实于你自己，不顾一切地去书写你的内心世界，如此，才能摆脱“同质化”。当然，广泛地阅读，全面地了解文学史意义上的诗歌语言流变是必需的功课。
读品：你是历史专业出身，兜兜转转，怎么成了一名诗歌编辑和诗人的？你也写过小说，小说家和诗人，你更看重哪个身份？在当代，一个“强力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张执浩：我在写《不如读诗》和《传告后代人》的时候，重新意识到了自己原本的专业身份，很多章节都大量调动了我当年的历史学经验，希望达到文史一体、人诗互证的阅读效果。我早年曾因对自己纯粹抒情写作不满，转而去写了十年的小说，希望通过叙事来扩张自己的“胃”。但这段经历反过来证明，我永远成不了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有时候，写作者需要用类似的反证来重新认知和确立自己的气质与身份。不过，写小说的经验后来对我写诗裨益甚多，至少让我找到一种更舒适的说话口吻或发声腔调。我肯定看重自己的诗人身份，也由此认定，我只有成为一个诗人，才能清楚地建立与社会、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至于“强力诗人”，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创作了某种生活范式的诗人，将诗学观引入和提升到了人生经验里的那类诗人，用这个标准来看，陶渊明当得起，李白、杜甫当得起，苏东坡也当得起。
张执浩
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咏春调》等，另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多部。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十月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