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在四川剑阁县与阆中市交界处有个香沉镇，香沉镇上有座始建于元代的香沉寺。在香沉寺丁袱上的题记里，讲述了香沉寺的创建历史，其中赫然写着“梁思明、梁思永、梁思成、梁思恭”等参与建造该寺的梁家兄弟的名字。

1939年1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川康古建筑调查途中，梁思成一行曾到过香沉镇所在的剑阁县。营造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创立，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主要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8年春，历经两年战乱辗转，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1939年8月27日，营造学社冒着头顶的飞机轰炸，开启了四川、西康古建筑调查活动。本次调查，前后历时173天，走访了巴山蜀水35个县市，调查730多处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寺院、祠庙、塔刹等古建筑、古遗址，拍下3100多张照片。

本书作者萧易热爱地理寻访，对川蜀大地的古建筑古物件如数家珍。十多年前，萧易发现，在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手中还保存着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照片，欣喜万分，于是决定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艰难程度在今天很难想象，一方面日军飞机在头顶狂轰滥炸，另一方面由于连年兵燹，国穷民困，川康地区虽然不是抗日前线，但交通、生活条件同样差至极点。一路上，考察团成员不得不与灰尘、阴雨、臭虫相伴。限于时间关系，营造学社常常“只能沿着官道、驿道做调查”，如此一来，难免错失许多地方。

萧易的重走，是对故人当年思想的再探索，对那些照片背后隐藏的叙事再挖掘。萧易重走后发现，“除了飞来寺在峨眉城边，四川已发现的宋元建筑大多地处荒野田畴，且以家庙为主，这才能熬过王朝变迁与岁月流逝。显然，营造学社步履匆匆的考察，并不能覆盖四川广袤的土地”。文头提到的香沉寺因为与考察路线相隔甚远，虽然1939年11月，梁思成、刘敦桢一行确曾到过四川剑阁县，但与近在咫尺的香沉寺依然失之并臂。至于丁袱上的题记里的名字，只是历史上的一次有趣巧合。历史就是这么有趣，香沉寺的建设者们“怎么都不会想到，七百多年后，会有个同名的年轻人在蜀地寻找宋元建筑；而梁思成也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梦寐以求的宋元建筑上”。

八十年过后，当年被营造学社探访过的古建筑，有的得到了较好保护，如遍布渠县的汉阙，有的则被开发性保护，化身为旅游景点，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或挪作他用，拆除殆尽，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当年的那些照片成了最后的定格。书后，萧易以20组照片进行了新旧对照，物还在，人已非，令人感慨甚多。

萧易的重走既是一种怀旧，更是对前人严谨治学精神的一次行动式膜拜。事实上，田野调查在民国早成风气。1929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领导了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36年秋，社会学家费孝通根据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了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而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近年来先后出版过以成都为主题的《茶馆》《袍哥》《消失的古城》等极有影响的研究著作，其信息源头主要来自于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在成都社会实习形成的毕业论文。

回到文头的话题。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下，即便梁思成当年有幸光临香沉寺，限于资料信息等原因，他也未必就能识得香沉寺的元代建筑真相。不过，倘若梁思成有幸看到香沉寺丁袱上题记里有自己和弟弟梁思永的名字时，或许会因这种跨越时空的机缘巧合报以轻松地一笑，为这趟调查平添一点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