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向阳

李四光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地质学家，是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2023年，我与李四光纪念馆高级顾问、李四光的外孙女邹宗平女士赴天津滨湖中学参加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的“大思政课”报告会。她作的报告主题是“石迹耿千秋——李四光的故事”，我作的报告主题是“中国科学家精神”。得知她正在撰写传记《我的爷爷李四光》，约定出版后送我一本拜读学习。第二年，她如约寄来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一生襟抱为国开——我的爷爷李四光》，并嘱希望我写一篇书评。

评书先评作者，因为书的内容无不体现着作者是李四光唯一直系亲属的特殊身份和他们共同生活了18年的事实，也无不浸透着作者观察和表现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邹宗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分配至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工作，之后，到李四光纪念馆从事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因我在中国科协工作，与她多有工作联系。她为人朴素率真，直言快语，容易沟通。当问及这本书的特点时，她说：“把我爷爷李四光和我们家的事都搬进了书里。”话说得朴实明了，读后不禁感叹，这本书以作者的独特经历和全新视角丰富了科技史料，弥补了事件细节，校正了坊间误传，将历史的骨架变得有血有肉、有温度。这里借用著名科技史专家樊洪业先生的话来概括书的精彩——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邹宗平身处爷爷李四光、父亲邹承鲁、母亲李林“一门三院士”的开明家庭，虽然她的生活中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名流环绕周围，但长辈对这个独苖女孩并没有培养成“大师”的期待和要求，日常可谓是降维兼容。邹宗平无奈地承认：“尽管与大师长期生活在一起，但要真正反映大师的思想高度和认知深度，确实是我难以企及的。”

书中，走进李四光纪念馆，书形雕塑上镌刻着李四光奋斗一生的座右铭：“我是中华儿女，祖国培养长大的，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理应对祖国、人民有所回报，这是一个科技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书中记录了李四光16岁时怀揣科学救国梦想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创立同盟会时的场景。孙中山先生抚摸着他的头，亲切叮嘱道：“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牢记孙中山先生教诲，并将此作为他日后学术生涯的动力源泉。我国地质学研究在近代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以李四光及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葛利普等为代表的地质学家群体，试图引领中国走向现代科学救国之路，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李四光的高等教育分别是在日本和英国完成的，他精通日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本科期间，除地质学外还兼修了物理方面的课程。当时他选修物理的真正原因，是“地质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定性不定量的科学，今后地质学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性科学的层次，必须朝着精准科学的方向不断深入。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引进工具，所以要学习物理和数学”这种科学发展的前瞻性认识。他的硕士论文《中国之地质》引经据典地说明：“过往地球上重大的地质过程和地球内部的物质状态，这些早就引起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关注，如‘沧海桑田’表明了地面升降的事实，而这也是近代地质学‘均衡论’的存在依据”。他认为：“中国地质有自己独特的区域特点，决不能生搬硬套西欧的区域地质建立起来的地质术语和概念来阐述中国的地质现象和独特的地质构造问题。”这些学术思想无不体现着他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理性质疑、守正创新的价值追求。

1939年，李四光的学术著作《中国地质学》一经出版，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李四光先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学术界的赞誉。英国皇家学会李约瑟教授在阐述大地构造时表示：“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中国地质学》。”1962年，李四光完成了他毕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地质力学概论》。

李四光时常提起同行翁文灏：“翁文灏曾救过我一命”。书中介绍了民国时期李四光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抵触和仇视情绪，多次拒绝高官厚禄拉拢和宴请。李四光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会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举办宴会，李四光得知后立即返回广西。宴会上他的座位被安排在蒋介石的旁边，席间蒋介石忽然问翁文灏：“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有来？”翁文灏回答说：“重感冒，发烧。”过了片刻，蒋介石又问旁边的陶孟和，陶也附和道：“李先生病了。”李四光得知后十分感谢翁文灏等同行的无约相助。李四光这样做学问，不禁让人想起竺可桢先生诠释践行科学精神的名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真是既惊险刺激，又让人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辗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选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任国家地质部部长，任中国科协第一届主席，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等领导职务。书中主要介绍了他长期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科技发展、治国理政中的合作关系和个人交往。同时，介绍了他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第四纪冰川的科学发现；创办建设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地质学院、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现河北地质大学）等；为我国“两弹一星”寻找铀矿、石油勘探大会战、地震预测预报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改变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毛泽东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李四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把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整理成提纲性的短篇资料，力求系统简练地表达出来，命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呈送毛主席。之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天文·地质·古生物》，成为李四光晚年重要的著作之一。

艺术对人的滋养是不可或缺的，它使人变得灵性通透，使人的灵魂变得高贵而有趣。李四光家中有一把他早年留学英国时在旧货摊上购买的小提琴，安静地存留了半个多世纪。1990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整理编纂《萧友梅文集》时，在音乐家萧友梅文稿中无意发现了李四光创作的五线谱乐曲，眉端工整地写着曲名：《行路难》（1920年作于巴黎），作者：仲揆。如今已被证实为中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书中详细介绍了李四光在寻求救国路上为抒发内心苦闷所作的这首作品的前世今生。

从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史演进看，爱国精神是中国科学家与生俱来的一种价值追求，是中国科学家自身特有的遗传基因。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要素。民族复兴伟业赓续前行，学习和传承李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践行的中国科学家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科协原机关党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