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浙江湖州董氏家族对“冯谖市义”的依葫芦画瓢，非但未能挽救曾任大明朝礼部尚书董份的民间声誉，反倒沦为东施效颦的笑柄，曾经如日中天的士大夫，结果反遭乡邻打砸哄抢，着实令人唏嘘。

在本书作者唐元鹏看来，像董家这样拨出萝卜带出泥的士大夫家族，在晚明江南并非孤例。本书所撷取的晚明六个故事中，火烧董家楼、夜掘周家坟和王氏复仇记三个故事都与董范之变类似，均为江南士大夫与民纷争后导致的恶果。

仔细琢磨六个故事不难发现，每个案例似有特定背景和原因，但个性之中又有某些共性，那就是主角无一例外与士大夫有关，“一开始似乎只是些乡间龃龉，泥潭深陷。轻则地位不再，财势散尽；重则被逼上绝路，家破人亡”。

董份曾官至礼部尚书，一门四进士。范应期有科举移民之嫌，但状元身份实打实。官位虽然不高，家族却敛财有道，富甲一方；荆熊分袒故事中的“汤宾尹是科举全国第二，梅家是‘一门三进士，兄弟四举人”；董其昌因画闻名于后世，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郑鄤曾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其父亦为状元；夜掘周家坟中的陈一教家三进士，祖坟被挖的主角周延儒更是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王氏复仇记中的赵士锦家是一门四进士的顶级簪缨世家。

士大夫家族之间往往可以挖掘出盘根错节的纽带。他们彼此间常常会通过姻亲等方式，增进彼此联系，筑成利益同盟。此外，士大夫们还会因为同乡、师生、同宗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原因勾连结合，裙带抱团。

士大夫得以成长为庞大的利益集团，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坐享减免徭税之便，“士大夫可以获得优免待遇，也就是可以免除个人田产赋税和人丁徭役”。换句话说，士大夫不仅拥有无可比拟的政治光环，在经济方面也是优势尽显，从而注定社会资源必定想方设法向士大夫家族靠拢集中。因之，晚明江南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不少人会带田产、房产投献”士大夫门下，以此获得减免赋税徭役之利。当然此举还有另一大潜在利好，那就是借此可以得到“大户荫庇，不受别人欺负”。

有士大夫大户的庇祐，奴仆仗势欺人，添油加醋，加码自肥，渐成惯例。面对日益难以催收的赋税，一些游走灰色地带的“豪奴代行官府职责，下乡赋税”。此举无异于执法权外包，豪奴当然不是无私奉献，借机自肥才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民怨于是越积越多。

历史表象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明朝走向覆灭，实与社会底层逻辑密不可分。本书所罗列的六个案例看似各有不同，但又隐含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底层民众对士大夫精心构筑的社会底层逻辑不满情绪累积。江南拥水陆交通之利，倚鱼米之乡之基，理论上讲应该是物丰民富。然而，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之家的财富分配撕裂，二者矛盾加剧，发展的结果往往只是让士大夫更富有更强大。曾有考证，嘉靖首辅徐阶家族便坐拥良田几十万亩，而士大夫家仆过千者亦不稀罕。

在唐元鹏看来，加剧晚明士大夫与民众矛盾的还有另一重因素，那就是“古风”不再。唐元鹏指出，“‘湖州自嘉靖初以前，古风犹在。’何为古风？就是为富且仁，照顾孤弱，为贫也安，勤奋持家，大家维持着宗教礼法下的城乡秩序。但隆庆之后，士大夫印象中的古风不再吹拂”。“古风”原本是缓和士大夫与民众矛盾的泄压阀。一旦这个阀门失灵，意味士大夫与底层民众间的矛盾和解通道堵塞。从这层意义上讲，本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危机时刻，不仅仅属于士大夫群体本身，同时也是晚明飘摇亮起的一盏盏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