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对账”成了热门话题。一夜间，海量外国网友涌入中国社交网站，从房屋水电聊到伙食交通，来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均可“对账”。

事实上，研究域外汉籍的过程，也是给中国传统文化“对账”的过程，随着一些珍贵典籍的再发现，相应的趣闻也生动浮现：日本缘何“冷眼”看孟子，俄罗斯手抄“香艳”小说，在图书馆藏了一百多年……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南京大学教授张伯伟就开始关注研究域外汉籍，以拓荒者的姿态，一镞破三关。

“在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人类文明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共通、交流、互鉴的？这是21世纪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语文学作整体研究，把主旋律与多声部结合起来研究，除了满足学问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如何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的文明，必然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张伯伟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白雁/文

马晶晶/摄 任雨风/视频

荷戟不彷徨，坚定地往前走

张伯伟书房外的立柜上，整齐地码放着一排排古典音乐唱片，最上面的位置留给了莫扎特。莫扎特是孤独的人，1810年他写下《孤独》这支曲子，极尽历史的厚重和情感之深邃，更重要的是，天才的孤独并不沉闷，而是一种多彩多姿、富有创造性的寂寞。

这一定程度上照见了张伯伟的学术生涯。“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堪称少小失学、壮不如人。”他回忆，自己在南京大学拜入文史大家程千帆门下，聆听其教诲。老师曾为他作学术鉴定，概括为“长于领域之开拓，注重方法之探求”。

张伯伟与域外汉籍的结缘很早，1979年还在读大学时，他就在程千帆的课堂上听闻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到了1984年，小住香港期间，他又对韩国学者写的《韩中诗话渊源考》产生了浓厚兴趣。1992年，他去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在图书馆里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汉籍，眼界大开。从那以后，张伯伟频繁往返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进行调查收集。

2000年2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成立，这也是国内最早建立的以东亚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因此，世界上并没有类似的学术机构可以借鉴。面对肇始山林、筚路蓝缕的局面，张伯伟借鲁迅的一首诗抒怀：“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开拓不是那么容易的，往哪开拓、怎样开拓？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需要一边探索一边做，留下路标，留下灯塔。”他表示，进行相关研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一种以20年为周期的“战略考量”。“如果咬文嚼字的话，我和鲁迅先生的差别仅在于，没有彷徨，坚定地前行。”

张伯伟调侃成立之初的研究所是“三无”研究所，没有人力、没有物力、没有财力。最现实的问题，且不说研究经费，就是买书的钱都极度缺乏。张伯伟于是拿出在国外教学所得的工资，一批一批地买，一批一批地往回寄。因为太多，有时候甚至被海关误认为是书商而受卡，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请学校出面证明。

“我不去书店，而是到出版社去买。”经年累月地买书，也让张伯伟买出经验、买出技巧，“那时候在海外买这种古籍的中国人是非常少的。见到我去了，国外的出版社也非常感动，又是给打折，又是免费帮邮寄，享受到了其他国家学者都没有的优待。”

这些年，域外汉籍研究发展迅速，其重要性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躬耕其间二十多年的张伯伟，对此甚感欣慰。他将40岁到60岁这一阶段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域外汉籍，而域外汉籍，亦没有辜负他的人生。

“元人乔吉有制曲六字诀，‘凤头’‘猪肚’‘豹尾’，其含义是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四十岁以后的读书生活，充分满足了我的‘猪肚’渴望。少小失学的遗憾，纵然无法弥补，至此也可一扫而空。”张伯伟说。

给域外汉籍“对对账”

谈及最近网络上流行的“对账”，张伯伟说：“进入全球化以后，人们不再强调自身的民族有什么特别的异样，而是追求整个人类文明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共通、交流、互鉴的，向往一个新的世界文明的出现。这是21世纪的学问。”

当然，和域外汉籍“对账”之时，常有“对不上”的趣味，比如高丽的史书。张伯伟告诉记者，“中国的正史是纪传体，像《史记》《汉书》等都是，但是朝鲜半岛，因为受朱熹的影响，他们的史书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编年体，纪传体很少。”

说起孟子，儒家的亚圣，在东亚地区本应该畅销无阻。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著作在日本曾经遭受了相当长时间的“冷遇”。张伯伟说起一则趣闻：“明代有一本书叫《五杂组》，这里面记载了当时日本人的说法，中国书经由海上传到日本，船里唯独不能放《孟子》，放了就会翻船。”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德川家康的时代才有所改变，翻看日本江户宽文年间（十七世纪中后期）刊行的《五杂组》，有关“舟辄覆溺”的表述就给删掉了。

张伯伟认为，抄本时代出现一些“对不上账”，甚至是“张冠李戴”的情况并不稀奇。

“我提出并实践了一个‘环流’的概念，不是单一的方向。中国的典籍可能传到了朝鲜半岛，然后从半岛传到日本，日本也可能‘逆输入’到半岛和中国，它是朝着四面八方流转的。”以朱熹为例，其著作最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受到了当地很多大儒比如李退溪的推崇，其《朱子书节要》又传到日本，直接影响了日本的朱子学。

“东亚研究在过去有一些常见的模式，在今天看来存在种种弊端。我在2009年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并且努力将这一方法付诸实践。它强调的是主旋律与多声部的统一，没有‘主旋律’，就不是‘汉’文化圈；缺乏‘多声部’，就谈不上汉文化‘圈’。这样，才能在意识上破除膨胀欲，又打开封闭圈。”张伯伟说。

在学术研究领域“掀桌子”

笔耕不辍是张伯伟的日常。他说，自己到80岁之前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是重新衡量中国的百年学术。

“我们的学界比较保守，不觉得是个问题。比如做古代文史研究，老师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也这样做，似乎拥有天然的合法性。但学术是应该发展的，是要追求进步的。”张伯伟觉得，比起“敬畏传统”，当下的学人更应该“开拓创新”。

“为什么一定要敬畏？敬可以，畏就不必，在尊重的基础上去开拓，这才是最重要的！”张伯伟说，百年前的问题之所以形成并延续，是面对西方的心理有问题。

“他们的学术很好，可在百年前的时代语境下，处处存在着中国不如西方文化的‘自我矮化论’。这是百年前的普遍认识。当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文化不行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很好地学习外来文化？在这样一个心理背景下面，我们接受的西洋学术、西洋思想，也绝对会有问题。”

张伯伟举了一个例子：“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但文献学是什么，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很多人都搞错了。它不是中国自己的，古籍里面也搜不到。最早，这三个字是梁启超从日本引进的，而日本的‘文献学’三字又是对德语Philologie的翻译。那么德语的Philologie是什么意思，又经过了怎样的演变。还可以向上追索，《论语》中最早出现的‘文献’是什么意思，如何演变的。这样一路追踪下来，你会发现，现在文献学从事的是‘瘸腿的文献’。本来文是典籍，献是人，而我们的文献学只有书，没有人，问题非常之多。”

在学术领域，张伯伟不惧做一个“掀桌子的人”，正本清源，重审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还有中国文学研究。“我跟学生讲，写文章有两种，一种叫‘摆盘子’，请客吃饭，盘子不太整齐，就把它摆摆好，添上一个杯子、一双筷子。还有一种叫‘掀桌子’，就是整个摆得都不对，完全摆错掉，那就要把桌子掀掉，重摆！你问我当下要做什么事情，我最想做的就是‘掀桌子’的事情。”

但所谓“掀桌子”绝不是乱掀，张伯伟表示，缺乏文化自信的时代，我们并不能很好很正确地去学习外国的文化。但是现在情况改变了，“我们可以带着文化自信，去坦然面对世界范围的其他灿烂文明。在看到自家风景的同时，也学会欣赏邻家花园的芬芳。”

张伯伟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日本世说学文献序录》《中国诗词曲史略》《回向文学研究》及其他英文、日文、韩文论著。

■对话

读品：在学界，您的名字和“域外汉籍”牢牢绑定，您是如何结缘域外汉籍的？张伯伟：1984年，我去香港三个月，买到了一本韩国学者著作《韩中诗话渊源考》，了解到中国以外还有那么多汉文诗话，就产生了关注的兴趣。到了1992年，有机会去日本京都大学访学一个暑假，当时做了一些汉籍的调查，在当地的图书馆里面看到了很多汉籍。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学术敏感，认为这个领域，到下个世纪的中叶，应该会成为一个热点。所以接着就先后去日本、去韩国、去越南调查收集。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那算是这个领域最早的一个研究所。当时全国学术界都没几个人知道域外汉籍，所以就用“两书一刊”的方式去推动它。开设课程、培养学生、举办各种各样的会议，发表论文、著作，一直到了今天。

读品：谈到域外汉籍，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这些源自中国的古籍传播到域外后，尤其是经过域外文人、学者的加工之后，是否存在“反哺”中国的情况。

张伯伟：“反哺”的概念一般来说只是一对一的，常常有“我是中心，你是边缘”的潜台词。所以我提出“环流”的概念，环流就是四面八方的，中国传到韩国，韩国到日本，日本又传到韩国、中国。比如说朱熹，朱熹的著作传到了朝鲜半岛，他们非常尊重。那边也有大儒，比如李退溪，他依据他的眼光把朱熹论著中重要的东西选出来，做一些评论，比如《朱子书节要》。然后此书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朱子学就产生了影响。所以，这个影响不一定就是说中国传朝鲜半岛，然后半岛再反传到中国，不是这么单一的、单线的。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连锁反应。

读品：您经常引用一句话，“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请您展望一下，再过一百年，域外汉籍研究将会是怎样一幅图景？

张伯伟：100年以后？我们不知道。我们也许知道我们理想当中的未来该是什么样子。如果理想当中的未来是那个样子，作为我们这一代学人，应该为它的实现做出怎样的努力？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的。现在做学问的人非常多，论文的数量非常多，著作的种类非常多，但是“有温度”的学问非常少。没有温度，没有温情，我们不希望未来的学术面貌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往“有温度”的方向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