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那年的寒夜，少年郑重其事，写下自己的“梦”，他告诉自己此生“不要平凡地度过”。
转眼已来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苍老，再次提笔，不免喟叹：“我的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翻开穆旦的诗集，铅字总会在某个时刻骤然活过来，不是墨迹在纸页间游走，而是命运齿轮咬合时的震颤。
谈及穆旦，人们会想到他的诗集《探险者》《穆旦诗集》《旗》，想到他翻译的雪莱、拜伦、普希金，想起他“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的雅号，以及那些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新诗。
近日，国内首部穆旦传记兼诗歌评传《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这位传奇的翻译家和诗人，其卓越的才华和丰沛的一生，二十多年来默默滋养着我的写作。我想，这正应和了诗人的一行诗：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作者邹汉明写道。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大部分人知道徐志摩不知道穆旦，这不应该！”
读品：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17年心血之作”，能否谈谈您前后的创作历程。
邹汉明：我早年写诗（当然现在也还在写），换句话说，我经历过一个诗歌的时代。青春，激情，理想，这些都是诗的元素，都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园子里找到了生长的土壤。大约写了十年之后，我偶然读到了穆旦——如在《后记》中所说，《穆旦诗全集》是“二十世纪桂冠诗丛”中的一册，北京《诗刊》社邹静之老师寄给我的。通读之后，很是震惊，原来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写得这么好，跟当时前沿的西方现代诗接触得如此全面，如此深刻，这引发了我的深思。
穆旦祖籍浙江海宁，与我的老家桐乡贴邻。《穆旦诗全集》附录的穆旦简谱让我对这位诗人和翻译家有了初步的认识，但简谱又留有很多的遗憾，一个如此重要的诗人，他的一生何以如此语焉不详，问问身边的人，大部分人知道徐志摩不知道穆旦，少数人听说过穆旦其名却没有读过他的诗。他的经历更是无从获知。这不应该。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能否对这个简谱做一些增补呢？或干脆给他著一部传记。
我最初想到的是要写一部诗人的生活传记。但很快发觉，我着手已经太晚，其时穆旦夫人周与良女士已经离世，他们的子女均已出国，与穆旦有过接触的知情人都已步入老境。还原他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了。于是退而求其次，那就写一本评传吧——以我本人对他诗歌的理解，这或许是可行的。再说那时，我在继续现代诗创作的同时，也开始了诗歌评论的写作。现在新书的封底印了邵燕祥老师十年前写给我的网信中的一段话，邵老师说“穆旦值得写评传”。这足以说明我们那时谈论的是“评传”，何以后来决定以《穆旦传》命名，那是我此后读到了不少穆旦的档案，且我的写作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读品：在这17年中，您对穆旦先生的看法，对他作品的认知是否也发生了改变，这里面是否有特别感动您的瞬间。
邹汉明：书封上标示的“17年”，指的是我2003年夏天外出采访开始，至2020年1月全书写讫这段时间，若加上后来略有增补和谋求出版的这5年，满打满算是22年。当然，一部书的写作，时间的长度算不得什么，不过，也可以见出写作者的那种持续的热情。
如说17年间一直在创作《穆旦传》，那是不确切的，其间我也写了不少其他的作品，有散文、随笔、文史和文学批评。对了，还有大量的诗歌作品。17年或者说自从学习写作以来，我不曾间断的唯一一件事其实是写诗。至于《穆旦传》的资料采集和写作，一度甚至想放弃。我还很认真地想过，认为可以等到退休后再写，给出的理由是，依凭资料的写作，对我来说并不需要多大的创造力。
如要谈到对穆旦的认知发生转变——最大的一点，最初我从他留下的很多照片得出的那个笑意盈盈的外向型诗人印象，等到写完，才发觉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穆旦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他没有圈子（我从未写到“九叶派”这个标签）。他的性格也不擅交往。他非常内向，但心直口快，又略显拘谨（后半生由此转变为隐忍）。他是内秀的、孤独的，甚至不合群的。不过他也有不变的一面，在诗歌的写作上，他对风花雪月一类的题材始终不以为然。他一开始就关注现实，关注大时代的主要矛盾，一以贯之，一直到晚年的写作，他都聚焦于自己的时代，并有所发言。
采访和写作过程，很多细节我都还记得。记得2004年春天去清华大学荷清苑采访郑敏先生时，那时她已84岁高龄，路上我接到老太太的电话，交代我公交车到清华附中下，步行经过北边的一座天桥，说过了天桥，眼前是一家西北超市，右手有条胡同，就到荷清苑了。完全是一个老祖母对后辈的叮咛口吻。
我第二次去南开大学，在天津南站开往八里台的公交车上，偶遇一位老人，她拉住我的手，跟我说的那句话，并同那个瞬间，我都记录在后记中了。读者可以读一读。
读品：您在创作中采访了很多前辈老师，除了前面提到的郑敏，还有杨苡等，请问哪一次采访经历是您印象最深刻的，可否和我们聊聊。
邹汉明：郑敏和杨苡的采访都印象深刻。
跟郑敏先生交流，在谈了一会儿穆旦之后，整个下午我们其实都在交流现代诗，讨论教育问题和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作为。一老一少，这样倾心的交谈不会很多。交谈中，老太太直视着我，一再说，今天真是怪事，今天真是怪事。我知道她很高兴。
跟杨苡的交流也在下午。杨先生以异乎寻常的坦率跟我谈论穆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杨先生记得细节，鲜活的细节在她的口里说出来，一下子就把穆旦形象拉到我面前了。后记中我写到了她送我到前门口，还说了欢迎我再去聊天的话。可惜后来不再有去南京看她的机会了，直到2023年她以104岁的高龄离世。说到这里，我非常怀念大眼清澈异常，一生都活成妙龄少女状态的杨先生。
新生的野力浩浩荡荡
读品：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新生的野力”。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短语，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邹汉明：“新生的野力”出自穆旦写的一首并不出名的诗《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创作于1939年，不曾入集，普通读者一般不大会注意。这个副标题，严格地说，是我从“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一句中截出来的，带着一种生猛的蛮力，希望读者从此能够记得这个短语。
现在出版的是《穆旦传》的第一部，从穆旦出生写到1949年。以后世的眼光来看，穆旦一生最重要的诗歌，其时已经写出，他的诗人身份已经确立。所以，第一部副标题的表述应该立足于他的诗歌创作。而穆旦的诗，用王佐良的说法是“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似的锋利”。这个特征，“野力”一词足以涵盖。而“野”和“力”的组合又显得奇异，有种陌生化的效果，这也非常符合穆旦别致的遣词造句，再加上“新生的”这个定义，副题自有一种勃勃的生机。我记得王汎森先生在谈到前辈史学家刘咸炘时说，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观“风”，“在一个社会里，同一时间便有无数股‘风’的势力，其中有的是飓风，有的是微风，但说不定微风有一天也会变成飓风，席卷一切”。书的最后，时间已是1949年8月，穆旦乘海轮远行，我信笔写了一句：“大海在翻滚，新生的野力浩浩荡荡，正汇聚于一个巨大的洋流。”
读品：您说穆旦的“笑”丰富了中国诗歌的人性，加深了人性的深度。能否请您聊聊这句话，穆旦的笑有什么特点，他的笑又为什么打动人？
邹汉明：穆旦的笑不是单一的笑，甚至也不算灿烂的笑，而是略带羞涩而拘谨的微笑。落实到具体的诗行中，你可以辨味出这种蕴涵丰富而极其复杂的笑。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寇激战后，他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中写道：“没有人看见我笑，我笑而无声。”单独拎出这句诗，你会以为这个“我”就是诗人自己，不是的，这是吃人的野人山的森林在笑，森森然露出吃人的白牙在“笑”。但是，当写作这首诗的这个背景彻底消失，作为单独的一行诗，再结合诗人一生的命运，再来读这一行诗，优秀的读者一定会觉出另一种意味。
穆旦本人的笑的确打动人，但他诗行中的各种笑（我在引言中做了一点类比的分析）却令人沉思。可以说，穆旦在一个普遍抒情的时代写作了一种沉思性质的诗。
读品：这本书有很多穆旦参军经历战争的内容，与很多我们熟知从戎的爱国诗人比如辛弃疾、高适都不一样，您怎样理解作为一个战士的穆旦。
邹汉明：当然不一样，他更现代。相对于冷兵器时代，20世纪的战争，需要面对的是推土机推过一般寸草不生的死亡。这就是我在引言中所写到的：“漫山遍野的死亡被他所目睹，最痛苦的人类经验属于他，灵魂的质地从此变得硬朗而深邃。”问题是，这个战士还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诗人，他的枪管里喷出的不仅是子弹还有子弹般嘶嘶见血的诗。除了穆旦，20世纪还没有另一位诗人身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直面跟日本军队作战。穆旦是诗人中唯一的一个。他用热血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也成就了一首行动的大诗。
希望读者读懂穆旦的“遗憾”
读品：通读下来，这本书的写法很特别，除了传记主人公的主线，其实您做了大量的背景的拓展，旁征博引，还有很多观察和评论。
邹汉明：实诚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穆旦留下的生平资料太少了，其匮乏程度出乎读者的想象。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最重要的是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的三份穆旦的手写材料，总字数还不到三万。前两份可谓直接的自传材料，后一份理论色彩浓一点，自传成分不多。当然，后来穆旦的长女查瑗女士也转了我第四份交代材料，穆旦1968年手写，密密麻麻写满了八页纸，主要讲他参加远征军、留学并回到国内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内容跟前面两份大多重合，但稍有补充。仅凭这些材料，并不足以写出一部传记。这也是我此前较多考虑写评传而不是作传的主要原因。后来，我的写作理念发生变化——何不利用现有的文史资料，在传主的生活背景或者他生活于其间的场景方面下一点功夫。打个比方，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拍纪录片，我把镜头伸到穆旦生活的那个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努力把镜头的氛围感拍出来，这对理解穆旦其人其诗，或许是有帮助的，也挺有意思。如果实在拍摄不到人物，那就调用一些有意思的空镜头再加一点旁白吧。这种遗憾，相信读者一定能够读得出来。
读品：现在网上说起穆旦，网友多会去探讨他和金庸的亲戚关系，或者就是聚焦他的传奇经历，您是否觉得，穆旦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
邹汉明：查良铮和查良镛，都是查家的良字辈，就我所知，一个生在天津，一个生在海宁袁花，他们根本没有交集。两人有一点血缘关系，但已经非常非常遥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网上有说穆旦是金庸的堂兄，此说我不知道从何而来。如说堂兄，那也是遥远而又遥远的广义的堂兄关系，非父亲叔父的子侄那一辈直接的堂兄弟关系。
关于穆旦的文学地位，不是我想说的。我也说不上。但我仍要说，穆旦没有被低估，不过也没有高估。作为传记的作者，我本人对于诗人和翻译家穆旦的早早离世——天才而未尽其才充满了可惜。如果他晚二十来年再走，遇上并穿过那个创造力旺沛的诗歌年代，无法想象他会写出多少好诗？我甚至还想到，他的那首迄今未曾发表的长诗《父与女》，如果当年发表出来，为当代诗坛所目睹，他的文学地位或许还会升高一个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