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始于苏美尔”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说法。“历史始于苏美尔”不是说苏美尔是人类文明唯一的发源地，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但无可否认，苏美尔文明发生得比较早，成熟得也比较早，在公元前3200年至前1800年这一千多年里，苏美尔文明是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文明，它在人文领域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企及的。公元前3千纪，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产生了比较发达的文明，这些文明各有千秋，甚至在某些方面独领风骚，但总体而言，苏美尔文明一枝独秀，在多方面引领当时的世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始于苏美尔”源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亚述学家克莱默（S. N. Kramer）出版的同名专著。《历史始于苏美尔》（1959年版）是一部兼具普及性和学术性的著作，书中呈现了由苏美尔人创造的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27项“最早”或“第一”，即首先由苏美尔人创造的27项文明成就，或首先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在1981年的第三版中，作者又追加12项“最早”，把全书涉及的“最早”增至39项。然而，即使是39项，也远远不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最早”中的全部。如果把苏美尔文明中的“最早”列个清单，这个清单会很长。

“苏美尔”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对他们自己家园的称呼。在苏美尔语文献中，“苏美尔”写作KI.EN.GI，古巴比伦时期出现“苏美尔国”或“苏美尔之地”这样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对应翻译。不论“苏美尔”是苏美尔人的概念，还是巴比伦人的概念，它都是个古代概念。苏美尔人退出政治舞台（约公元前1800年）后逐渐被遗忘，到了古希腊时期，西方人已经不知道历史上还存在苏美尔和苏美尔人。希伯来《圣经》也没有提到苏美尔人，只偶尔提到“示拿”（Shinar）地。有人认为“示拿地”指的就是“苏美尔”，在发音上也是“苏美尔”的谐音。但根据《圣经》中的描述“他（指宁录）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判断，“示拿地”不可能是苏美尔，如果是，也是希伯来人心中的“苏美尔”，而不是苏美尔人心中的“苏美尔”，因为苏美尔人的苏美尔不可能包括巴比伦（巴别）、阿卡德（亚甲）和巴格达（甲尼？）。从苏美尔文献中可以看到，“苏美尔”大致指古代城市尼普尔以南，包括尼普尔在内的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即今天的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

早期的西亚考古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亚述帝国的几个古都遗址上，挖出来的东西自然大部分属于亚述帝国时期，包括建筑、艺术作品、器物以及文字材料等。由于亚述古都的发掘持续获得重大收获，以亚述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法律、医学、巫术、天文学等为研究对象的亚述学便应运而生。亚述学诞生（1857年）前后，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楔形文字书写的语言就是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亚述语属于阿卡德语的两种方言）。然而，个别学者敏锐地感觉到，有些楔形文字文献不是用阿卡德语书写的，而是用一种有别于阿卡德语的未知语言书写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真相终于大白：除阿卡德语外，楔形文字背后还有另外一种语言——苏美尔语。当年有学者建议把这种语言叫作“苏美尔语”时，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时间证明，把这种语言叫作“苏美尔语”是正确的，虽然苏美尔人并不把他们的语言叫“苏美尔语”，而叫“土著语”（eme-gi7）。随着苏美尔语的成功解读，苏美尔文明逐渐得到重构，远远早于亚述文明的苏美尔文明逐渐浮现在世人面前，以苏美尔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苏美尔学（Sumerology）也逐渐形成。

当英、法、德以及后来也加入西亚考古行列的美国考古学家如火如荼地在西亚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中国人也在密切关注他们的发掘活动，并及时把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

早在1880年，《万国公报》就刊载了一篇题为《巴比伦古诗》的短文，没有署名，不知何人所作。文中提到西方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发现了王室图书馆，该文称之为“尼尼微皇帝书库”，并说“库内存有许多古书”。这个“皇帝书库”即现在所说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收藏了近三万块泥版，1872 年，当时负责英国国家博物馆泥版整理的史密斯（G. Smith）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出土的泥版中发现了属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组成部分的“洪水泥版”，并以此为契机于1876年出版了《迦勒底人的创世记》。《迦勒底人的创世记》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吉尔伽美什史诗》，可以肯定，《巴比伦古诗》作者的信息来源就是《迦勒底人的创世记》。史密斯的这部著作于1876 年出版，1880 年就被介绍到了国内。那时是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更关心的似乎不是西方的学术动态，而是那些古老而离奇的故事。《巴比伦古诗》的作者对自己介绍的内容似懂非懂，可能无法想象“库内存有许多古书”中的“古书”是什么样的书，把它们想象成了“线装书”也未必。然而，无论作者介绍这些信息是出于什么目的，无论文章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这种介绍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法国考古学家摩尔根（M. de Morgan）于1901年至1902年主持发掘伊朗境内的苏萨（Susa）遗址时，发现了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这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马上跟进，仅1902年至1903年间就出版了好几部专著，但中国人跟进的速度也一点不差。1903年，蒋观云先后在《新民丛报》上连发三篇文章，对发现法典的经过和法典的内容做了介绍和评述。他把汉穆拉比译为“加摩拉比”，在介绍“加摩拉比”法典时说，这部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典。他还介绍了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并发表了一些评论，说法典的内容涉及刑法、财产法、亲属法、继承法和奴隶制等，认为法典中关于农业、商业的具体规定非常详细，说明古巴比伦时期的农业和商业都很发达。蒋观云先生显然紧密跟踪西方的学术动态，并迅速把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从晚清到民国，介绍西亚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和亚述学领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文章和报道始终没有间断，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的学术动态持续关注，并不断把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介绍给国人，但他们的介绍都只停留在介绍和报道层面，始终没有中国人真正研究亚述学，他们似乎把亚述学视为只有西方人才值得拥有的学问，只隔岸观火，似乎根本就没想到可以自己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开始有更多学者关注西亚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参与介绍和研究西亚古代史的人多了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志纯先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世界古代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世界古代史专业人才，包括西亚古代史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把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推进到有规模、成体系地译介国外学术成果，同时进行自主研究的阶段。改革开放后，东北师范大学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的研究重镇，在那里实现了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中国与世界的双向接轨，在那里首次系统性地实施了送出去、请进来的学科建设策略，于是，在那里诞生了中国亚述学，这是与世界接轨又必定带有中国特色的亚述学。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亚述学的诞生视为一项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的话，林志纯先生就是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内容简介

苏美尔文明历史悠久、辉煌灿烂，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公元前4000纪末，苏美尔文明兴起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南部，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它在政治、宗教、文化、文学、艺术、法律、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后世诸多文明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本书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对苏美尔文明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详细考察了苏美尔文明的发现过程、苏美尔人的典型国家、苏美尔历史的兴衰更迭以及苏美尔人取得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文字、文学、教育、法律和建筑方面的成就。读者可以通过一次阅读旅行，见证一个古老文明的魅力。

作者简介

拱玉书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外文学》编委，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副理事长。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级项目，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苏美尔、阿卡德及赫梯文学文献翻译与研究”，在《世界历史》《古代文明》《北京大学学报》以及《东方世界》《亚述学杂志》《维也纳东方学杂志》等国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