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吴晓平

没有读过正牌大学，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家弟兄姊妹4个，哥哥姐姐是老三届知青，唯一我留城，都没有赶上高考，成了爸妈永远的隐痛。记得那年我在城南小厂当搬运工，借调到二轻局仓库盘点，隔墙就是南大校园。每天干完重活，一身臭汗坐在高高的青石阶上，看着墙那边的天之骄子们悠闲散步、读书，心中满是遗憾与羡慕。

不过我后来总算进了大学，电大。虽然这是所没有校门的大学，淹没在南京城泱泱千万间普通民居里，甚至还不如我曾经读过的小学、中学校园，但那毕竟也算大学，且是全国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的大学了。我们是电大第一届文科班，招生考试很严，整个二轻系统上百家企业，考取不足20人，勉强凑齐一个小班。年龄不一的同学来自各厂，有的已是领导，有的还在车间流水线上。离开学校多年，重回课堂，社会戏称我们这些五大生（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夜大）是“回炉烧饼”。人少，教室也不好找，为将就城南城北各位同学的交通方便，最后在市中心中山东路的居民区里，租了间民房。这是民国时期的老屋，外表蛮漂亮，黄墙黛瓦，老虎窗，罗马柱，进门一圈盘旋而上的实木大楼梯。房子太老，光线也不好，地板踩上去一摇三晃，咯吱作响，动静稍大一点儿，楼下邻居就失火般地大叫起来。幸亏大杂院双职工居多，白天都不在家，我们上课还吵不着人家。下课也不敢活动，就在板凳上干坐着，思想可以天马行空，动作必须三寸金莲。正是二三十岁的青葱岁月，躁动的男女走路带风，开嗓如锣，稍一兴奋，还是惊动上下邻居。记得楼下有个大妈，每次上楼经过她家门口，都盯着我们，好像我们偷了她家什么宝贝似的，我们只能蹑手蹑脚通过。常常上课好好的，一颗脑袋不管不顾地伸进门来抗议：你们自觉点儿好不好，我家娃儿都被你们吵醒了！

教室虽然简陋，同学们学习可极认真。因是半脱产，一边上班，一边读书。我当时正是车间主任角色，也就像部队里的连长一样，兵头将尾，车间所有工序活都要会，都要干，而车间生产任务完不成，或者质量出了问题，你就要负全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哪能全身心投入学习？特别是有些面授课，不能请假，我只有调成夜班，晚上上班，白天上课。一夜累死累活下来，来不及打个盹，自来水龙头上冲一下脑袋，就匆匆坐进课堂。哇，浑身酸疼，眼皮有千斤重，恨不得用火柴棒撑起来听老师讲课。说起来也叫幸运，读书条件虽差，我们的老师可不一般。同学小钟的父亲是南京某高校的副校长，对儿子被耽误的学业，忧心忡忡，此刻有这“回炉”机会，自然倾情相助，请了何永康、谈凤梁、马景仑、郁炳隆等一批名师教授给我们上课，师资可称豪华阵容。这些教授授课费极低，有的甚至义务辅导。后来成了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高朝俊教授，那时还是一个刚刚留校的大学青年教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说起名著《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操一口常州普通话，绘声绘色，和作者高晓声一个腔调（我不止一次听过高晓声的课，他老人家也是常州人）。因为岁数和同学相近，有的同学岁数甚至比他大，所以大家像兄弟一样谈得来。有时和同学们探讨一些社会流行文学现象，争辩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最后一题是分析一篇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小说《二胡出差》。高老师夹着批改好的试卷，潇洒走进教室，试卷往讲台上一掼，就给我们解析试题，从段落大意，到主题思想，滔滔不绝。忽然发现底下同学都在窃笑，便问：你们笑什么？班长站起来说：这篇小说的作者就在班上，你不如让他自己来说。高老师大吃一惊，上面下发的统一试卷、统一考题，怎么可能这么巧，作者就在他的班上，而且还是他的学生呢？及至问清作者的确是我，他还是有些不信，拎出我的试卷问：你说是你自己写的文章，怎么段落分得不对，主题思想也答错了，才考了87分？说到这儿，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抓抓后脑勺说：“呵呵，对不起，文无定式，我也是按上面发下来的标准答案给你打的分噢！”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共和国的转折时期，改革开放浪潮汹涌，思想活跃，风云际会。也就在毕业那年，我以大专同等学力，破格考取江苏电视台，从此走上专业文字之路。毕业那天，大家都有些伤感，平时上课都很难聚齐的同学，说我们今天好歹聚个餐吧。没钱下馆子，班长就叫各人从家里带菜来，课桌围成一圈，不少人还从家里带了酒，边喝边谈，谈学业艰难，说友情可贵，喝到酣时，端杯狂饮；谈至深处，涕泗横流……从中午喝到晚上，还不尽兴，几个男生下楼，借铅皮桶打了一桶散装啤酒，结果是酩酊大醉。深夜见我未归的妻，抱着两岁女儿，一路跌跌撞撞找到教室，“哎呀呀，一推门，就像刚打过仗的战场，男生女生一屋子横七竖八躺倒。”她后来不止一次数落我，“趴在桌上的，躺在地板上的，酒气熏天！”

也怪，那天闹成那样，楼下凶巴巴的邻居也没有骂我们。大概她也知道，这帮特殊的大学生，终究要告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