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从小生活在苏州城北。那是一片密集的工厂区，一出门就能看见遍地的烟囱。烟囱飘出来的烟都是不一样的，有水泥厂的白烟，炭黑厂的黑烟，还有制药厂的黄烟。他是在工厂烟雾下长大的城市孩子。
但是从家里往北走几百米，突然就能看见稻田，闻见农民浇粪的味道了。他生活的地方属于城乡接合部，从小的玩伴也一半是城里的孩子，一半是农村的孩子，土地和工业同时滋养了他。
或许，一个作家写到最后，都会回归自己的童年。耳顺之年，苏童在新作《好天气》中重建了自己的年少时光，以一口池塘为中心，继续写着关于城郊的故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苏蕊/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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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苏童一直在死磕这部长篇，他形容自己“每天中午起床的时候雄心勃勃，到了凌晨三点睡觉的时候垂头丧气”，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十年。去年在希腊拍摄《我在岛屿读书》时，众人问他进展如何，苏童答得很含糊，让大家“不要等”，以至于在场的人都挺失落，谁曾想，一开春他就甩出了这部“王炸”之作。
小说聚焦江南郊区一个叫咸水塘的地方。咸水塘是城乡的分界，塘西村世代以殡葬业为生，塘东街道属于城市。两边同样叫作“招娣”的两位母亲，因为一口“我祖母”定制却终未享用的棺材相识，又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分别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对龙凤胎，由此展开两家宿命般恩怨纠结的故事……
在最近的“收获首发”活动上，苏童袒露写作的心路：2014年动笔时，以为会走365里路，写着写着往36500里奔去，直到他收敛野心，“把企图和体量拍扁一点”，才又重拾信心，将它写完。
苏童从小生活在苏州城北的齐门，往南走两三千米，是苏州著名的拙政园；往西走一千多米，就能看到北寺塔；可是如果往北走几百米，突然就能看见成片的稻田。有时候他们正上着课，窗户外会飘进来农民浇粪的味道，老师会赶快喊他们“关窗”。这种城乡交融的独特体验，让他想为中国的郊区写一部小说。
虽然书名为《好天气》，但书中反复出现“黑天气”“白天气”“酸天气”。这些并非虚构——苏童童年生活的城北地带，化工厂、水泥厂、炭黑厂环伺。苏童笑称，他从小是在苯酐的气味中长大的，苯酐是制作樟脑丸的重要原料。“白天气”时，两个姐姐要去清扫窗台上的水泥粉尘；而当“黑天气”降临，麻烦可就大了，那是街上所有妇女的噩梦，炭黑厂飘来的炭黑是油的，带有黏性，刚洗好的床单会被染得乌漆嘛黑，妇女们忙着抢收衣物，街上充斥着“要死了、要死了”的叫骂声。
“这不是美学，是回忆，”苏童说，“老同学看了可能会说我写的纪实文学。”
小说最大的虚构，是以棺材业为生的塘西村，苏州当地并不存在这样的村子。这个灵感来自苏童五六岁时去同学家玩的经历，“他家以前是开棺材铺的，那时还没进行殡葬改革，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大的房子，全都陈列着棺材”，那种阴森感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新。这段经历曾被用到短篇小说《狂奔》里，榆的爸爸是个木匠，但在故事里从未现身，而另一个木匠出现了，将门板拆下，为常年咳嗽的奶奶作棺材。
小说原名《咸水塘史》，真正见刊的时候，换成了一个十分明媚的名字《好天气》，不少在苏州城北长大的读者看后直呼真实，“满满都是回忆”。那是一段难忘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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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个作家写到最后，一定要回到童年。”评论家张学昕说，在《好天气》里，苏童尽管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那条香椿树老街附近的咸水塘，但叙事理念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变化，借着一个灵异的视角，用重新发酵的、附着了这个时代的记忆回望1970年代。
我们可以看见苏童文学世界反复出现过的人物，无论是王德基，还是他的女儿锦红、秋红，儿子小拐，都再一次出现在《好天气》里，他们“在过去的阳光下行走，但影子已经不是那个影子。”
这一点和青年学者叶子的阅读感受很像，她认为《好天气》像一个怪奇世界，死中有生。
苏童说，他想用一个聊斋志异式的故事，写郊区的兴旺和消失。平面上是乡村与街道、塘东和塘西，人物是黄招娣和蒲招娣、她们的孩子，往上是天空，黑白灰的色彩对峙……种种对仗与矛盾，其实反映的是初始的工业文明与传统的乡村文明的矛盾，而乡村文明又以殡葬业作为一个极端的代表，对于生和死，城乡显现出不同的概念，“我原来想写很多鬼魂，结果只保留了一个鬼魂。”
苏童说，如果把语言比作乐器，过去，他写的是中国的故事，但用的乐器，可能是钢琴、小号、圆号这些西洋乐器，而这次，他大量使用是的民族乐器，唢呐、二胡、笛子。
祖母棺材改造的椅子能够走动，弟弟梦游时被大风拖着走，姐妹投塘被鬼鹅阻拦……在《好天气》中，魔幻故事、灵异事件此起彼伏。种种超现实、幻想性的描写，让人读了欲罢不能。
苏童早期就写过许多这样的小说，比如《樱桃》和《拾婴记》。《樱桃》的故事原型，来源于一则在南京广为流传的故事：邮递员去医院送信时，反复被一位男子拦住询问是否有他的信件。最后一次，男子在得知没有信件后，请求邮递员送他一件礼物，因为他好多年没有收到过礼物了。邮递员给了他一块破手绢，自那之后，男子便再也没有出现。邮递员在好奇心驱使下，打听男子的下落，最终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发现了一具多年无人认领的尸体，而尸体的口袋里，正放着那块手绢。苏童听到这个故事后，觉得很有意思，他将角色改成一个名叫“樱桃”的姑娘。故事褪去阴森，成了一个凄美爱情故事。
苏童说，“我不信鬼魂，但不信的东西往往最具文学魅惑。超物质的东西，用科学去探索，不够抒情；用文字去探索，就特别抒情。”
这让张学昕想起，多年前余华与史铁生交谈中的一句话：在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药片是否会自动跳出来？
“对于真正的文学创作而言，任何作家的叙述和表达，都必须超越大众的经验局限，在想象力和虚构力的
作用下，产生、呈现新经验和可能性。”张学昕说。
“《好天气》很好读，但我忍不住时不时停下思考，陷入冥想。”编辑程永新说，这十年或更长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虽不乏带有超现实和幻想元素的作品，如余华的《第七天》、刘亮程的《本巴》《捎话》等，但《本巴》一开始的设置就是寓言式的写作，《第七天》开始就是鬼魂在游荡，《好天气》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坚实的大地开始飞翔。小说通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化时期“迁坟”“工业园区开发”“外商投资”等典型情节，深刻折射了经济发展对传统乡村的影响，关于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生命与死亡等永恒命题的描绘和思考博大庞杂，苏童就像一个富翁，把他过去的积累倾囊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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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被公认为最擅长写女性的中国作家之一，尤其是处于“分界点”的女人。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本来是个“受过新时代教育”的读书人，但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嫁到高墙深院，屈身为妾。《红粉》中的妓女小萼和秋仪，在新中国成立后双双被送去改造，但最后殊途同归，与同一个男人纠缠不休。
这部耗时十年的《好天气》，主题也依然与处于“分界点”的女性有关，但这次不是以时代来划分，而是以一个地理坐标——池塘。两个有着相同名字的女子，一个生活在城市，一个生活在农村，隔着一个池塘遥遥相望。
叶子发现，《好天气》的故事线索虽然是“找儿子”，但另一条主线却是女性的，在传统姐弟关系中得不到重视的姐姐——“招娣”们得到了作家深度的关照。
“我们可以想象在城北地带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招娣，因为我外婆也是苏州人，非常巧，她也叫招娣，但我外婆后来自己把名字改掉了。我记得小说里封坟那一段，萧木匠把祖母的墓碑狠心地推入了咸水塘，而咸水塘的水是被污染的水，所以当这块碑从塘里面打捞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变黑了，和碑上的字融为一体，以至于‘我’一时无法记起祖母的名字，‘我父亲’不得不用指甲刀锉出祖母的名字。这其实唤起我们所有人的一种共通的经验，就是家里女性长辈姓名的不被记忆。”叶子说。
“女孩子叫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字觉得浪费了，非得叫个招娣、喊娣、带娣，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召唤。对这种思想的批判，在我以前的小说里也做过努力。这次的设置更加惊悚，萧木匠的儿子好福是怎么丢的，跟他的姐姐有什么关系？我在小说前半特意营造了一点假象。我想是不是写得太狠了？但转念一想，就狠一点吧，为所有的‘招娣’出一口气。”苏童笑说。
《好天气》有近于古典范式的美，结构均衡，线索清晰，用近似制图学的工整，铺就从有限通往无限穹宇的道路。——叶子（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