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本书作者奥斯丁·迪恩长年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本书中，他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视角，还原了中外官员、银行家、商人、学者和记者为推进中国货币改革的建言与积极奔走。在奥斯丁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不仅唤醒了中国人勇敢地反抗列强的侵略，同时也激发国人在币制改革方面的觉醒，并努力通过建立统一的货币标准，从而实现货币主权。然而，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以一已之私，企图主导中国货币改革方向，从而也为白银走向终结敲响了丧钟。

19世纪的中国，白银作为中国的货币时，主要以重量作为价值单位，但计量标准五花八门：“中国各地有众多的‘两’作为记账单位，每个单位的精度与重量都不同”，据历史学家戴建兵估计，在晚清，全国至少有170种不同的常用银两标准。因为缺乏统一的交易标准，所以如何交易结算往往颇费周折，奥斯丁戏称为每一次交易都是“智慧的较量”。

除了度量不同带来的麻烦外，清朝货币体系还有另一重复杂性。有清一代，1两白银可兑换1000枚铜钱。但由于两种金属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性，导致经常会出现“银贵钱贱”或“银贱钱贵”的错配现象。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是，白银价值并不稳定。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按海关银对各国金本位制货币的比率计算，以黄金计价的债务”。虽然条约注明的是海关银，但又以黄金价结算，这意味清政府要承担汇率风险，除非白银价值上升。

白银退出中国货币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至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白银货币，选择了金本位制。黄金的高度稀缺，加之国内政局的四分五裂，使得中国无法紧步金本位制的全球潮流。“1914年，国会在解散之前通过了新的《国币条例》。该条例选用了银本位制，但表示中国应向金本位制努力”。按照《国币条例》，俗称“袁大头”的银币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铸币厂铸造。“袁大头”对成色和铸造工艺从法律上进行了明确要求，较好地保证了货币成色与质量，这也是民国币制改革中少有的亮色。

奥斯丁认为，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其货币改革阻力从来不只有国内，更有国际势力。“20世纪初，随着不同国家试图将中国货币与本国货币单位挂钩，中国很快就成为‘各种金汇兑本位制计划竞争的战场’”。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借贷款频施压力，日本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宣布日本在东亚负有特殊责任，并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提供任何‘其所不乐见的援助’”。

1932年初，在日本进攻上海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取消了不同银两记账单位，确定了银本位制，迈出了统一白银货币标准的重要一步。然而，随着1933年美国《托马斯修正案》的出笼，国际银价一路上涨，直接刺激国内白银迅速外流。据研究，年流出白银量高达1.8亿两。几乎与此同时，已经侵战东三省的日本，大肆收购走私白银，破坏白银货币的稳定。

在全球白银产量高企，全球只剩中国还在使用白银货币之时，理论上白银供应充足，事实上却是国内市场上居然出现罕见“钱荒”。“钱荒”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推高了币值，也严重打压了出口贸易。在多国的围猎下，“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脱离银本位制，改用由政府控制的货币——法币”。众所周知的是，法币并未能成为民国政府的金融“稻草”。

无独有偶，白银货币谢幕之时，正是“罗斯福新政”的高光时刻。在结语中，奥斯丁称，“20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将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是为了鼓励美国向中国出口”。而在21世纪，“美元与中国货币之间有了直接联系，然而，在美国并没有多少人称赞这一进展”。奥斯丁以讽刺的口吻写道，今天，“美国继续试图影响中国的货币，但鉴于长期以来的历史，很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