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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让我更加敬佩的地方，是他品行当中的大度。遥想当年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南京大学中文系对学科目录进行调整，在征得教育部同意后，学科组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献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此举不仅引起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两古专业的诟病，更引起了章先生的强烈反弹，介于当年讨论学科目录调整时大家认为是符合教育部缩减专业规模精神的，却没有考虑到传统特色专业的特殊需求，章先生麾下的古籍所当时是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重镇，拥有强将三十大员，首当其冲，却因我们的疏忽给他们的学科发展与人事安排带来了危机和困难，虽然后来纠正了，但大家还是心有愧疚。

在学科组会议上，章先生发脾气了，他慷慨陈词，无情地抨击了这种忽视重要传统特色学科的做法，作为一个南大人，而且又是学科组秘书，我战战兢兢地记录完了章先生的意见，提交给学位办，连续几天都不敢正眼去看先生。然而，最尴尬也是最麻烦的事情被我遇上了，当学科组的许多文件需要每一个委员签字时，我思忖了半天还是不敢贸然上前请章先生面签。只见先生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打盹，我硬着头皮过去，轻轻唤了一声“章先生”，他突然抬起头来，叫了我一声丁先生，顿时让我又惊又愧，惊的是前辈称呼晚辈“先生”出乎我的意料，受宠若惊；愧的是我们多有冒犯先生之处，先生却对此事毫不介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仍然对我和颜悦色，与我谈笑风生。

再后来，我们为了学科的事情去请教章先生，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校友许志英先生出马，请复旦大学年轻的校友王彬彬带队，组成三人团队去拜访章先生，先生仍然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们，谈吐自如，得体大方，没有一丝前嫌过节之痕。想起这些往事，不由得让人敬佩章先生的胸襟和他大度的为人之道。

更让我不能承受心灵之重的是那次在复旦大学评议章先生增设“古今演变史”专业的会议上的一件小事，它让我一生都觉得亏欠先生太多太多了。那日我的回程火车票是下午三点多的，饭后我欲直接去车站，章先生非要在宾馆开了钟点房让我休息后再走，司机就在楼下等候。哪知道一个多小时后我下楼时，章先生居然带着一帮研究所的弟子在楼下咖啡厅里边喝咖啡边等着为我送行，顿时我真的是蒙掉了，只觉得无地自容，像我这样一个晚辈，何德何能，怎能经得起如此大礼？不要说我，平辈学者都经受不起，惊动一个拖着病体的前辈大师，这让我手足无措，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每每回想起那感人的场景，我的脊梁骨上冒出的都是冷汗，再由冷汗变成了热汗与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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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先生对章先生的酒事有一段精彩的描写：“章培恒很有豪情，喜欢喝酒，而且酒量不小，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他在二十年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他酒渴难耐而身边缺钱，只能买七块钱一瓶的尖庄酒来解馋。以前我在曹雪芹研究资料里读到过‘酒渴如狂’的描写，原以为这只是艺术家的夸张之辞，读了培恒兄的文章，才知道确有酒渴之事。我问他怎么养成喝酒习惯的，他说他祖母喜饮，在他幼小时就常用筷子蘸酒给他尝，再加上他父亲开酒坊，取酒非常方便，所以他从小就能喝酒。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渐多，大家一起喝酒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山大学吴宏聪教授到上海开会，贾植芳先生、培恒兄和我一起请他在复旦招待食堂吃饭，已经喝过几瓶啤酒了，培恒兄又去买了两瓶加饭酒，宏聪先生不知绍兴老酒的后劲足，初尝之下，觉得度数不高，也就放胆大喝起来，不料喝得大醉，吐得一塌糊涂。他回广州之后，贾先生还写信去慰问，消息泄露出去，被吴师母知道了，就把吴先生狠狠教训了一通。

“但培恒兄说，吴宏聪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喝醉了没有什么稀奇，他最得意的是与何满子一起喝酒，何先生三次败阵，而何先生在文人学者中是以善饮闻名的。这一次也是吴宏聪先生来沪，章培恒请客，何满子先生等作陪，喝的是绍兴黄酒，这回宏聪先生有经验了，不敢多喝，何满子先生却喝得大醉。何先生不服气，说他是专喝白酒的，不能喝黄酒，所以醉了不能算数。第二次，他们喝的是竹叶青，何先生又不行。竹叶青是白酒，但有些甜味，何先生说，他是不喝甜味酒的，所以也不能算数。第三次是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组请一些专家提意见，朱维铮带了一斤董酒，他们请何满子先生一起饭后小酌，董酒既是白酒又无甜味，应该合何先生胃口了，但何先生过来一看，说：你们怎么没有菜光喝酒？没有菜，我是不能喝酒的。这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培恒兄洋洋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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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将章培恒先生的治学研究方法归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窃以为，先生读书的那个时代流行的就是马列文论，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受到了苏联文艺理论的熏陶，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毕达柯夫《文艺学引论》教材的影响。但是，历经多年的方法论的鉴别，正确理解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才是一个学者最宝贵之处。我以为，仅先生“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和“打通古今演变”的方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大的汲取和运用，足以立足于学界百年，因为人性与批判价值观形成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而所谓“现当代”是一个正在无限延长的一种时间段，它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里不断流淌，而非一个重新开掘的河流。所以，这也成为章先生后半生治古今文学史一个独具慧眼的亮点。

当年，章先生和骆先生的文学史皇皇巨著出版时，引起了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热烈讨论，无疑，他的治史观既得到了许多同仁的赞同，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同仁的质疑，而现当代文学界却无发声，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我却是非常欣赏先生这两个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有独到见地的观点，于是，便与傅元峰在2007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以《激活文学史的经络——简评〈中国文学史新著〉》为题，发表了管窥之见。

显然，章先生注意到了我们这篇文章，随即打电话给我，请我们就此观点生发开来，再写一篇长文，先生的邀请让我诚惶诚恐，一是自知学识浅薄，害怕这种跨学科的文章写不好会被内行高手诟病；二是觉得尚需查证更多史料来支撑我们的观点，要花费很多工作量，一时难以成文，所以就暂时搁置下来了。孰料，没几日，先生又电话告知：已经请《文学评论》的主编胡明先生留下了版面，请务必操觚。那时候我正赴中国台湾东海大学讲学，百事缠身，由此就一拖再拖，每每想起，实在是愧对章先生和胡明先生了。这么多年来，时常想起这笔文债，寝食难安，让我对先生的厚爱感到深深的内疚。先生驾鹤七年，我们应该还这笔文债了，以此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章先生追悼会的举办日正值我在外出差，没有能够亲临现场送别，而他的几次追思会和纪念会我都没有去，就是想以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我的哀思。我以为章先生肯定会对我笑着说：是，是，是。这样最好，这样最好。我也会假装幽默一把：章先生，您生前，我喊您章先生，您走后，我可叫您章大师啦。先生仍然会笑盈盈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内容简介

《先生素描》写学问大家、当年的南京大学中文系“三陈”（陈痩竹、程千帆和陈白尘）；写给丁帆带来求知启蒙的扫地僧一样的图书馆管理员；也写专业外的大众也熟知的先生们：范伯群、何西来、刘绍棠、潘旭澜、钱谷融、孙中田、汪曾祺、王德威、王富仁、许志英、叶子铭、叶至诚、曾华鹏、章培恒、邹恬……其中许多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再寻找他们曾经的言行举止、曾经的趣事和风骨、经历和故事，已是十分难得。在记叙这些以一肩之力、开一时之风的“先生们”的时候，不煽情、不设虚笔；只谈细节，只记事实。笔触沉静，不蔓不枝，烘托出“先生们”在学术、教育等方面的璀璨光彩。正是丁帆从容的讲述，汇聚先生们于一书，形成了永恒的纪念。

作者简介

丁帆

1952年生于苏州，久负盛名的学者、批评家、作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五、六届评审委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