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谕新
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家庭的变迁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持续走低的结婚率与生育率，是社交媒体上热议的“恐婚恐育”与对“事业心”的迷醉，还是现实中“江浙沪独生女”所象征的代际资源下沉与个体自由憧憬？这些纷繁的社会症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议题：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中国的家庭与亲密关系正在经历一场静默却深刻的革命。计迎春教授的新著《新家庭革命》，正是切入这一复杂图景的一部力作。她以本土化的“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理解这场革命的关键密码。
计迎春敏锐地指出，当下中国思想市场的一个巨大悖论与空白，即“缺席的恰恰是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家庭变迁与性别议题的表达和解读”。她的研究，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致力于讲述一个根植于中国土壤的“家庭故事”。
这本书最核心的理论贡献，在于精准地描绘了中国家庭从传统“父系家庭”向“双系多核代际亲密共生”模式的转变。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进化，而是一场充满张力的“杂糅”。
在书中，我们看到的家庭图景是：核心小家庭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堡垒，而是深深地“镶嵌”在与夫妻双方父母家庭的紧密网络之中。年轻夫妻、双方老人，这三个核心家庭沿着父系与母系的双系血缘，形成了经济、情感、照料全方位互动的“马赛克”式拼图。
在这场革命中，婚恋场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面貌。计迎春犀利地揭示了其中的核心张力：一方面，婚姻匹配日益“教育同质”，但经济上仍普遍遵循“男高女低”的模式，且“上嫁婚”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仍来自男方及其家庭。另一方面，女性的经济独立赋予了她们面对普婚压力的底气与实力。计迎春引入的“独立效应”与“收入效应”极为精辟：女性的收入，使她们有勇气和实力“不结”不平等的传统婚姻，同时也“敢结”并维系平等的现代婚姻。
然而，婚姻的门槛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高，这源于年轻一代“婚恋松绑”与“婚育捆绑”并存的矛盾心态。年轻人普遍认为“恋爱不一定要结婚”，他们追求恋爱中的情感价值、情绪满足与个人成长，过程重于结果，体验重于物质。这种对“纯粹关系”的追求以及对个人空间的执着，使得建立和维系恋爱关系的成本空前高昂，导致了许多“间歇性想恋爱”的母胎单身。
但另一方面，“没有爱情的婚姻毫无意义”又成为普遍共识，婚恋在“恋爱—婚姻”的链条上实现了单方面松绑。更关键的是，婚姻与生育依然紧密捆绑。这种婚恋松绑与婚育紧绑的并存，深刻塑造了中国“晚婚少婚”但非“非婚”的人口态势。
与此同时，亲密关系的实践本身也在走向多元化，同居日益普遍。这既是年轻人试婚、磨合的方式，也被许多恐婚者视为一种负担更小、进退更自由的亲密关系选项，标志着中国正成为一个日益包容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然而，计迎春也冷静地指出，同居关系虽然较婚姻更平等灵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在其中的处境可能更为不利。
这场革命的核心动力与焦点，始终是女性。计迎春深刻地揭示出：母女之间情感连结的强化以及母女两代人经济地位的提升，是这种现代双系家庭出现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社会经济建设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多代女性经济能力的累积上，这为母系地位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社会对“密集母职”“精细育儿”的文化期待与现实中照料的匮乏，迫使祖母、母亲、女儿（有时甚至包括婆婆）结成了“照料者同盟”。这个以女性为核心的同盟，成为驱动家庭双系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机制。它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悄然挑战着父系的单系传承。
然而，计迎春并未沉迷于对女性同盟的浪漫化想象，她清醒地指出，这种亲密与控制并存。父母（及公婆）通过购房支持、密集养育等慷慨投入，强化了代际纽带，也强化了干预子女生活与婚育的“意愿和权力”，催生出一种“窒息的东亚式亲子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结成同盟、承担了绝大部分情感工作与照料实践的同时，也导致了“家庭事务和照料女性化的加深”。
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深刻悖论，塑造了当下年轻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普遍存在的“纠结心情”。她们在相对平等、亲密的母女关系中成长，目睹的却是母亲一代在传统婚姻中的付出与“丧偶式育儿”的艰辛，从而进行着“反思式成长”。她们唾弃“恋爱脑”，迷醉“事业心”，向往“无CP大女主”般的人生剧本。她们并非抗拒一切亲密关系，她们抗拒的是不平等的关系，向往的是与男性共建的新型伙伴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何在00后的性别课堂上，“剩女”一词已显得陈腐，真正萦绕在她们心头的，是对亲密关系中情绪价值的渴望与对情绪成本的担忧，是普遍的“恐婚恐育”情绪。
计迎春教授的《新家庭革命》最终将家庭图景与亲密关系的变迁，与我们时代最紧迫的人口态势、社会经济走向紧密相连。这场发生在卧室、厨房、育儿室与恋爱关系里的革命，其波澜壮阔，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发生在公共领域的社会运动。它要求我们正视女性的力量、女性的困境、女性的欲望与女性的选择，因为家庭与亲密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未来。
（裴谕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