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彦继《星空与半棵树》后再推力作《人间广厦》，将笔触对准“分房”这一极具时代烙印的社会现场。小说以某艺术研究院98套住房的分配为引，层层剥开其中的人性暗涌与命运沉浮，被评论界视为陈彦创作历程中又一次高峰式突破。
有趣的是，在不久前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分房”的话题，意外触发了一次跨越代际的碰撞：不同世代的读者——亲历过分房的50后、60后评论家，与在市场化浪潮中挣扎购房的80后学者，在小说中读出了截然不同却又彼此映照的生存图景。
资深评论家白烨回忆自己当年对房子的渴望：“上班骑车路过胡同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就把车子停下来想，要是这块地给我，我会盖个啥样的房”，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在小说中看到了自己这代人的影子。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阎晶明则敏锐指出，陈彦巧妙地将分房这一“俗事”置于艺术团体这一“风雅之地”，让一群本该吟诗作画的知识分子，“为了分房弄得一塌糊涂，斯文扫地”，从而炸开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反讽性。
而在80后评论家杨庆祥眼中，小说触及的则是深层的“代际之痛”。“80后这代人，没资格分房，也无房可争，只能被抛进市场，努力打拼才能换得一席之地。”他提起自己当年租房的经历：春节回家团圆，却在高铁上接到房东催搬的电话，欢欢喜喜过完年，回来就得找房搬家——那种悬浮无根的感觉，是一代人的烙印。在他看来，《人间广厦》虽写过去，却直指一个永恒的命题：资源分配如何塑造人性、制造匮乏，并带来持久的伤痛。小说中那位犹豫不决、不断延宕的院长满庭芳，在他读来犹如“当代哈姆雷特”，“他不是在分房，是在分人，是一个个具体的命运”。小说中那些充满戏曲韵味的人名“满庭芳”“贺新郎”，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刻意为之的“古典面具”，旨在照见古今文人寒士共通的生存艰辛与文化反讽。他盛赞陈彦将十万字即可写完的故事铺展为50万字的功力，认为这种“迂回”恰恰凸显了人性的深度，让小说成为可供不同读者挖掘的丰富矿脉。
陈彦在不同岗位从事文艺管理工作数十载，对资源分配的复杂有着切身体悟。在接受现代快报专访时，陈彦指出，尽管“分房”已成历史，但无论何时，所有人都面临资源的分配问题——教育、医疗、住房……人类永恒的困境，无非是谁得到什么、为何得到、如何得到。他从个人亲历的分房“煎熬”出发，将一段看似局部的历史经验，上升为关于人性与命运的普遍追问。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对话
一切事物远比人的想象力更为丰富、“出格”
读品：您过去长期担任管理工作，亲历过多次分房难题。其中有哪个细节或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仍深感触动？满庭芳这一角色是否有您本人的影子？
陈彦：分房是许多人都记忆犹新的事。经历过的人，每人都能讲出一堆故事来。触动我的点很多，写它，也是因为诸多事情感人至深，也可以说久久挥之不去。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人间广厦》一样，每个情节、每个人物都是虚构的。满庭芳是一个我理想中的人物，他绝不是我，我也绝不是他。当然，他也有我的影子，包括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无不打上我的烙印。
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参与过很多次分房，以及职称评定、荣誉称号、项目推荐评审等“资源性分配”工作，很多时间，那是一次精神洗礼，也是一种情感激荡。所有诉求都有合理性，但把它们摆在一个大盘子里，就有轻重缓急与公平正义等问题。一切事物都远比我们的想象力更为丰富、“出格”，处理起来也没有一定之规。
尤其是基层单位，你面对的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有“硬杠杠”，在这里似乎也都不那么“卯眼”正好对着“榫头”的相吻合，处理这些“疑难杂症”，最需要的就是人性温度，它与文学恰恰深度关联，这就是我一直想写《人间广厦》的原因。
读品：小说将“分房”这一俗事，置于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这一风雅之地，让在位者、老艺术家、青年骨干等群体的矛盾集中爆发，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这种反差设定，是您基于戏剧创作经验的刻意设计吗？想通过这种反差传递怎样的洞察？
陈彦：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单位，小说需要这种虚构的“叙事皿”，从而把现实生活的诸多镜像装进来。我反复讲，小说不在于时间、地点、人物的职业特征等，而在于人性的根本同一性，以及生命的同理心。数千年来什么都变了，但人性的变化可能并不大。我们以为人性会被文明所同化，被文化所净化，可人类演进的舞台上，贪婪、屠杀这些恶行始终存在，有些还在变本加厉。大家有一个习惯性用词，叫“在世界舞台上”，把世界上发生的事都置身于“舞台”，这本身就是认同人类演进的戏剧性。
《红楼梦》不仅把几大家族整合到一起，还拉进了金陵十二副册、金陵十二又副册、刘姥姥、焦大、跛足道人、癞头和尚等一众人。他们进入“红楼”故事里，许多都充满了戏剧性、偶合性，曹雪芹只有把他们集中到这个大观园内外，才能把他对天地人的总体把握，写深写透写浑全。《人间广厦》也需要一个“人性场”，这个“场”的聚合，正是小说家需要去努力营构的。
“何止写了两稿，大拆大卸都有六次”
读品：据说这部小说前后创作了两稿，其中最核心的差别是什么？主要是基于哪些考量？
陈彦：何止两稿，大拆大卸都有六次，好在是电脑改，容易了许多。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那是一笔笔写出来的。我们有了电脑，就大为方便了，这得感谢技术的进步。我所说的两稿，是第一次写完，放了很久，第二次再拿起来，才一鼓作气“敲”下来的。上一部《星空与半棵树》也是如此，写一写放一放，就是觉得难以尽意，难以释怀，难以处理，便再找路径，再调整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也可以说是再找出路吧。这次《人间广厦》也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对满庭芳妻子赵一秋和女儿满三秋的职业调整，就是一个较大的改变。赵一秋由医生改为考古学家，去开掘古墓，很多故事、情节、细节就都需要改写了。这一改写，完成了一个我特别想阔大的人间世面向，一些叙事，也由此豁然开朗。
读品：您说，虽然知道人生终究一个土馒头，但我们的当下、我们的现实就是过不去的。我们不能因为将来都是要死的，就放弃了今天的生活。这种“过不去的当下”与“终局性的生命认知”如何才能达成和解呢？通过这部作品，您想探讨哪些超越性的问题？
陈彦：其实一切宗教、哲学、文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儒释道，对这个命题有十分高明的概括，把它们整合起来，就是人的活法的丰富世相。儒家讲生命精进、道家讲返璞归真、佛家讲个人修行，这里面都涉及“当下”与“终极”的问题。它们看似彼此对立，但深度正是在寻求一种和解。世界文学艺术，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活着还是死去”，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
我想讲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此在”的幸福，就是“当下”的纠结。我们不能因为历史河道很长，人类是生生不息的产物，就忽视了具体的“阶段性”的个体存在。这个存在在宇宙看来，的确是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的，可我们的“此在”，有时痛苦会比一座山压下来还要沉重。我想现实主义文学，或者现在正产出的文学，都更应该关注“当下”。不是时间、地点、空间上的当下，而是同理心、共情性的当下。哪怕你写科幻、玄幻文学，“当下”也是你逃离不了的“现场”。
读品：《人间广厦》通过分房故事为“资源匮乏时代的人性挣扎”留下了文学影像。小说关于“肉身安放”与“精神栖息”的探讨，对当下身处不同生活压力的读者有很多启示。未来是否会围绕类似的“人间命题”继续创作？
陈彦：我已反复讲过，“资源”再多，也会永远“匮乏”下去，因为人的生活水准与欲望不一样了。狩猎时代，我们能套住一头野驴，吃了再把皮裹在身上御寒就行了。现在人类要到外星球去找水找矿了。“肉身安放”与“精神栖息”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二战”已经过去八十年了，我们今天仍然对二战题材感兴趣，就是因为我们遭遇了同样的人性命题。单位分房已经成为过去时，但对所有资源性分配，永远都会是一个最新的话题。
人活着无非是吃住行与精神安妥问题，二者紧密相连，不曾须臾切割。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是人类复杂生活情致的真实写照。任何欲望、愁绪都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平衡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杠杆，正是文学艺术进行了数千年的“文心雕龙”。
我想我一定会围绕着您说的“人间命题”写下去的。我多部作品里的人物“互文”关系，就是反复出现，正是想让盛大人间，在我笔下有一个“生命整体观”的经验表达。
坚持做事、按规矩做事的人，才会获得内心安顿
读品：读者将这部小说称为“慰藉职场人士的心灵之书”，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陈彦：这个我不知道，也不好回答。当下人类的心性，被技术、欲望和随心所欲搞得都很焦虑。尤其职场“内卷”，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现实生活在“内卷”，手机也在不断推送着各种“内卷”的短视频，搞得人的精神世界很容易“雪上加霜”。哲学家叔本华给人类的焦虑和痛苦开过一些方子，重点是向内求，他认为一切痛苦都来源于过于在意别人怎么看，再就是缺乏生命的耐心，没有搞透在时间长度上那些痛苦与焦虑的实际意义。
作为人，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选择一个“无可逃遁”的事情去做。从历史与现实，尤其是身边人的发展经验看，那些能够坚持做事并按规矩做事的人，大都有自我“安利”的最后笑颜。人除了做事，还有什么办法能抵御精神空虚和乏味无聊呢。《人间广厦》中的贺新郎、胡三元、小桃红，都是职场中活得很累的“牛马走”，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活法”与“走法”。人有时得跟自己杠点劲。但愿我的写作，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点“额外”的慰藉。
读品：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您的创作心态，包括题材上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有评论家认为您更加“自如奔放”了，比如上一部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有不少内容，不是很好处理的，但你都处理得很适洽。您现在还有创作上的焦虑吗？
陈彦：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变化。《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前，我已创作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和《装台》。另外，还创作过大量舞台剧和电视剧作品，也多次获得过国家级大奖，其中三次获得“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所有奖项都只能是一种鼓励，让你好好写下去。创作是一种终身训练过程，练习得多了，自然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至于您说的《星空与半棵树》涉及的现实问题，我们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记录并探寻“化解”方式而已。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它天然需要与社会演进同频共振。文学一味回避矛盾，不去反映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只记录一点“小我”的“阴晴圆缺”，我觉得写作的意义就不大了。当然，一千个作家有一千个写法，“我”也正是“我们”，将“我”写成了人类经典的也不少。都不需要焦虑，按个人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路子朝下写，有的追求“永恒”，有的追求“速朽”，文学宽广而丰隆的面向就出来了。
陈彦
作家、剧作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戏剧《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三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电视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主角》获2018“中国好书”“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出版有《陈彦文集》2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