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由文明观和天下观体现的人文精神所要取向的价值观是无神的。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无神的价值取向是由文明观和天下观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体现出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内涵的人文精神。过去在探讨人文问题时，多采取西方近代所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来定义人文，还会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就是反映在它的以人为本以及反对上帝神灵的价值观念之中。而所有这些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文内涵，然而，这又是不全面的。理由就是这种研究没有去直接和正面来揭示人文概念及其道理和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来意义是什么。而如果脱离了对中国古代经典对人文概念的定义的揭示和发微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就无法被呈现出来。有鉴于此，我们在正面提示和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思想之前，还应该再回溯到文明观、天下观、人文观所蕴含的内容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天人观上来。

通俗的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明观、天下观以及人文观，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人对“天”，对“自然万物”的看法之上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讨论由人参与的所有活动实际上是离不开与此相对相关的“天”以及自然万物的存在的。这是中华文明从她诞生的时候既已建立起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通俗的说，离开天人之学就没有学可言，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问都与天人之学关系紧密。“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北宋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此之谓也。文明概念的建立是这样，天下概念的建立是这样，而“以止”文明的人文概念的建立亦是这样。“文明”的离火之丽，“以止”的艮山之止，表示的是“天道”；“人文”表示的是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诗书礼乐意义上的人之文，德之教）的“人道”。可见，“文明以止，人文也”命题本身就表示的是天人关系呢！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阴阳观念，八卦思想，正是历史传说并有待进一步考古证实，相距今人七八千年时的伏羲氏（包牺氏）就开始创建了。“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传》），此之谓也。包牺氏“始作八卦”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是观天观地，取物类物。其目的正是呈现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天地万物之文明内涵。

无论是《周易》的“物相杂故曰文”，还是《说文解字》的“文，错画也”，抑或是《左传》的“夫经天纬地者谓之文”，这些对“文”的解释都离不开天地万物呢！可知，“文”是用来反映天心的，天地之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甲骨文、金文的“文”字中间是个“心”之象形的原因所在。将文之心，文之德彰显出来而呈现光明之象也，这就是所谓“文章”即彰文。唐人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对《周易》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作了如下的解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者也。”对“见龙在田”“阳气在田”的解释虽然有异，但又认为它们都是在指向天地自然的样态。古人是在谈论天上天文现象，是在谈论如何将其心其德给光明出来，并最终普照四方和社会人间。龙，田是代表天，天下是代表人（社会文化）。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天文”与“天下”来规定“文明”，从而使得“文明”概念就具有了同时包含天与人的功能和作用呢。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同样是通过“文明”概念而得到具体体现的。

而《尚书-舜典》的“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更是对经过天之所命，天之所赋给人的德性生命的挖掘、开拓、彰显来规定了“文明”概念。“浚”，开发；“哲”，文德，智慧。开发此德此智而使其光明。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文，天道自身有其德，包括诚信、温恭等德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德性亦是充满人身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其呈现出来，彰显起来，光明开来。可见，“浚哲”是对天德以及人身所具天德的开发和光明者也。它本身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过程呢。

天文也好，文章也好，文明也好，人文也好，天下也好，它们都或在天间，或在天地之间，或者人的心性之间，或在社会世间。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从来就只将天人的“存在”置入、安排在人们能够看到的现实的地方，从来不会将“它们”掷入天地、自然、社会，人心“之外”的某个超验的地方。由此最终使得那些“超余”者始终进入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之中。无神论于是终在这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得以建立并形成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