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伟

翻开阚乃庆、张晓明所著的《扬州：何止烟花三月》，仿佛踏上一艘溯流而上的漕船，顺着运河的碧波，迎着长江的巨浪，穿越七千年的岁月风尘。

扬州作为积淀几千年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相关著述在近年呈现爆发式增长。《扬州：何止烟花三月》以其鲜明的学术定位、系统的结构设计与深度的逻辑建构，突破了传统城市传记的叙事局限，通过对“扬州何以成为扬州”这一核心命题的学理性回应，形成了与同类著作的显著差异。

从文本结构来看，该书创新性地借鉴《史记》“本纪”“列传”“典志”“舆图”“年表”的体例框架，形成了逻辑严密的学术架构。这种结构设计使著作超越了普通城市传记的范畴，成为以扬州为个案、折射中国传统城市发展规律的“微型文明史”，其核心学术目标在于揭示城市与运河、国运之间深层的共生互动关系，为同类城市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样本。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学术叙事中秉持“直面历史真实”的研究态度，并未回避扬州近代以来的衰落历程。在历史演进维度，著作始终围绕“运河—国运”这一核心逻辑展开，将扬州城市命运嵌入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场域，构建起“原点奠基—盛世繁华—乱世顿挫—转型重构”的清晰兴衰逻辑链。从夫差开凿邗沟奠定“南北枢纽”基因，到汉唐依托运河成为“丝路交汇节点”，再到宋元因南北对峙沦为“军事前线”，直至明清借漕运盐务重回鼎盛、近代因交通格局变革走向边缘化，这一逻辑链清晰揭示了扬州发展与运河功能演变、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同频共振关系，打破了“扬州仅存烟花三月诗意”的片面认知，为理解中国传统城市“因水而兴、因运而盛”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典型个案。

在人物群像维度，著作秉持“众生平等”的学术视角，突破“帝王将相中心论”的传统叙事局限，将帝王、大儒、文人、工匠、盐商、平民等不同阶层人物纳入研究视野，通过解析个体命运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解构扬州的精神光谱。从夫差、杨广等政治人物对城市格局的塑造，到董仲舒、李白等文化人物对城市气质的滋养，再到史可法等忠义之士对城市精神的铸就，以及市井民众对城市生活肌理的建构，形成了多层面、多维度的人物研究体系，实现了对城市精神内核的立体化阐释。

在生活肌理维度，著作以“雅俗共生”为核心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扬州生活美学的文化内涵与形成机制。通过对“皮包水”早茶文化、“水包皮”沐浴习俗、古典园林造园艺术、非遗工艺传承等生活现象的学理性解读，揭示扬州“崇文尚雅”与“市井烟火”双重特质的生成逻辑——这种生活美学并非刻意为之的精致，而是城市在千年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文化自觉，是商业资本与文人审美、精英文化与民间传统相互交融的产物，为城市生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

在地理基因维度，著作以“江河交汇”为核心分析视角，解析地理空间对扬州文化形态的塑造作用。扬州地处江淮之间的南北过渡带，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这种区位特征不仅决定了其“漕运咽喉”的交通地位，更塑造了其“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书中通过语言、饮食、宗教、民俗等文化现象的实证分析，论证了扬州作为“南北文化缓冲区”的学术命题——江淮官话的语言特质、淮扬菜的烹饪风格、多元宗教的共存格局，均体现出南北文化交融的鲜明特征，为地理人类学视角下的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

正如两位作者在《自序》中所述：“地处长江和运河节点上的扬州，注定要在中国历史翻云覆雨的朝代更迭中消长，在荒芜与繁盛之间摇摆。战时是烽火前线乃至南北界线，和平时则繁荣鼎沸，卓然大都。少则几十年，多则300年，每逢改朝换代的节律响起，扬州差不多都会在南北拉锯战中遭兵燹血洗，清角吹寒，成为芜城。而天下甫定，这座城市就会从血色黄昏中恢复元气，浴火再生，不屈不挠地重新生长，成为东南一大都会。放眼中国乃至世界，很少有像扬州这样的城市，与一条人工河流如此紧密相关，与国祚族运如此相生相依，不可分割。血腥与杀戮，繁华与生长，死亡与重生，扬州见证了历朝历代的人间悲欢，诠释了战争与和平的亘古含义。”

合上书页，运河的涛声仿佛仍在耳畔回响。《扬州：何止烟花三月》不仅是一部城市传记，更是一部文明启示录。它告诉我们，一座城市的伟大，不在于永远繁华，而在于历经兴衰更迭，仍能守住自己的根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