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彩

长期以来，我们对苏东坡的认知，往往局限于他的才华与个性，而对其政治生涯和从政理念却鲜有关注。这方面研究的匮乏，导致苏东坡文名太盛，而政声太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汪维宏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现状，在创作中另辟蹊径，选择苏东坡为官从政、为民务实这条主线，着重探究其忧国忧民、勤政为民的官吏形象，写就了这本聚焦苏东坡从政生涯的作品，挖掘苏东坡身为良吏、能吏、廉吏的真实历史，详述这位“大宋顶流”的政声政绩，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世人皆爱苏轼的才情纵横、达观通透，却常常忽视其仕途颠沛流离这一事实。从十几岁随父兄离开家乡眉州以后，他就像一只无脚鸟一样，一生都在各地不停地辗转，狼狈不堪。

这位少年天才，二十来岁便以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高中科举，名动京城。主考官欧阳修盛赞他“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连宋神宗都慨叹“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对其寄予厚望。彼时的苏东坡，风华正茂，壮志凌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诗句，正是他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的豪情写照。然而谁也未曾料到，这份“天花板级”的开局，竟开启了他“被命运之手高高举起又重重地摔了又摔”的坎坷仕途。

《千载浩然苏东坡》以编年为经、任职为纬，细致勾勒出苏轼崎岖的仕宦轨迹，有着特殊的价值。汪维宏实事求是地刻画出了这位仕者一心为民但自身难保，又不接受命运安排的士大夫形象，而这，恰好是广大读者心目中通透、自由不羁的苏东坡的另一面。

王安石变法的浪潮，是苏东坡沉浮宦海的起点。因与新党政见不合，他不愿趋炎附势，更不愿为推行新法使得百姓生活陷入困顿，屡屡上书直言新政弊端，终被排挤出京，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辗转。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他的足迹遍布天下，却始终在“离京—回京—贬谪到更远的地方”的循环中挣扎。更致命的是“乌台诗案”，一场莫须有的文字狱，将他打入大牢，历经生死煎熬，险些命丧黄泉。其仕途之狼狈，从他留下的“居无室，食无肉”“食无盐酪，居无室庐”等文字中可见一斑。更别提他的诗句“路长人困蹇驴嘶”——走不完的路啊，疲惫不堪的我啊，还有那瘸腿的驴子嘶鸣不已，这大概就是苏轼人生的日常吧。

作为一个中年人，我深刻体会到苏轼的至暗时刻绝非被诗意化了的小窘迫，我认为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他的人生经历：尊严扫地、穷困潦倒、舟车劳顿、苦寒溽热、病痛折磨。总而言之，这些困境都已将他推到承受能力的悬崖边上，再往前一步，就是死。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但是恐怕没有几个人有这么大起大落的人生。豁达只是结果，苦难才是过程。

但苏东坡的伟大，正在于他从未被苦难压垮。《千载浩然苏东坡》以时间为轴，清晰展现了他在绝境中的精神蜕变。苏东坡用自己的一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人生样本：进则不遗余力，退则诗酒年华。人在绝望时最接近神性，他以极高的悟性打通了活着的所有痛点，实践了道法自然、自然而然的最高生存法则，真正做到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若将《千载浩然苏东坡》仅理解为一部记录个人苦难的传记，便低估了其价值。本书最动人的篇章，在于展现了苏轼如何在个人命运的多舛中，始终坚守“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精神。

在这些人生低谷时刻，绝境之中，苏东坡是否有过虚弱无助的时候？太多了！他太多次不想活了。“乌台诗案”降临时，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而此后被发配儋州，他干脆让人准备好了棺材。可是即便如此，在给朋友季常的信中仍然写道：“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臣无任。”上效忠于皇帝，下尽心于百姓，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都知道，在临终前不久，苏轼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诚然，他一生的抱负都在于“做一个好官”。哪怕在人生最苦的这三个阶段，在挣扎与困顿之际，他仍在当地孜孜以求地做着为百姓去苦、为苍生谋活的实事：

苏轼刚到徐州上任不到三个月，就面临黄河泛滥，洪水冲击徐州城的危急灾情。彼时，徐州的官员富商们争相外逃。作为太守的苏东坡先是劝导大家停止外逃，后宣示“以身帅之，与城存亡”的决心。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他都以身作则，寸步不离抗洪一线，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指挥作战，建成了防洪大堤，阻挡住了洪水。佳绩传到京城，宋神宗听后大喜，于是下诏嘉奖。对此，我们求真务实的苏轼谢表道：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为老百姓服务，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啊，这不足为道。

这样的治政实绩，在苏东坡的仕途中并非个例。他在杭州主持修湖工程，一方面疏通淤塞，另一方面为西湖的生态建设作出巨大贡献，更是解决了周边百姓的灌溉问题；他在儋州打井，在当地推广农业技术，解决了百姓健康饮水问题；他在密州遭遇蝗灾，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田间地头，带领百姓捕杀蝗虫、开垦荒地，为百姓带来生路。这些事关水利、虫灾的大事，没有一件事是好干的。

在《千载浩然苏东坡》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文人墨客，而是一位脚沾泥土、心系苍生的实干家。而且，当我们在任职过程中遭遇不利、不公的事情时，也可以从苏东坡的事迹中吸取力量。这确实是苏东坡一个人的受苦历程，但更加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榜样。

尽管从仕途的角度来看苏东坡，他的人生跟美好一点都不沾边，但我们从他留给后世的诗词歌赋中，却可以窥见一个有着美好精神内核的人。苏轼的家教和他对儒释道的融汇吸收都在塑造着他美好的内核。据记载，苏洵少年时期“厌学”，四处游历。程夫人本出身名门，下家到寒门苏家，丈夫还不求上进。她兄长程浚不愿妹妹委屈，要接她回娘家。没想到程氏生性要强，不愿意回去。苏洵知道后羞愧万分，从此闭门读书，最终成为一代文豪。苏洵笃行，苏轼、苏辙也好游历山水，这一家子的“爱玩”特性，很难说这不是他们的家族基因遗传。而这些成长背景，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他的人格。成年后，苏东坡更是博览群书，将儒家的“仁政”思想、道家的“顺其自然”与佛家的“超脱豁达”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人生哲学。

是的，活着很难，死反而简单。为什么苏东坡经历过构陷冤枉、万里奔袭，不仅没死，反而活成了千年来中国人最美好的象征？我想，以上文字便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