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洋

历史学家的乐趣之一或许就是将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事迹和思想打捞出来。被梁启超和陈寅恪等史学名家所欣赏的张荫麟，于1926年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洪亮吉的人口思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人们才知道原来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之前，清代乾嘉时期就有一位士大夫在人口方面提出过重要思想。洪亮吉甚至还被之后的学者冠以并不很恰当的“中国的马尔萨斯”之称。

洪亮吉的确是一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清代士大夫。他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一生跌宕起伏。出身底层，勤奋好学，四十五岁时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既经历了科举之路的艰辛，也见识到官场生涯的险恶，还因直言上书嘉庆而被贬，被赦免后回到家乡积极著书立说和参与地方公益，为士大夫树立了典范。洪亮吉留下三十余种著作，近五千首诗歌以及大量文章，与那些不关心世事的学者不同，《清史稿》中称洪亮吉“喜论当世事”，他的思想和生涯亦折射出古老的中国由盛而衰的转折。

而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教授关于洪亮吉的传记，通过解读洪亮吉人生重要节点的诗文，追溯其情感和意识的变化，希望为我们揭示一位非典型乾嘉士大夫的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心境。

洪亮吉出生于常州府兴隆里一处租屋中，他的父亲洪翘多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中，只能通过幕友这种不稳定的工作以换取一些微薄收入从而维持生计。洪翘在洪亮吉六岁时则骤然离世，外祖母龚氏看不过洪亮吉母子生活困难，因而收留了他们。

洪亮吉留下不少关于自己早年生活的诗文，透过这些诗文，我们能够看到，即使在盛世的江南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比如《岁歉篇》中就写道：

十三知岁歉，十四忍朝饥。母病逋师俸，儿长著父衣。瘦怜亲串识，贫觉馆僮讥。冷巷归来晚，书声出破扉。

此诗大意是，十三岁时曾遭遇岁歉，十四岁时不得不忍受早上醒来饥肠辘辘的感觉，因为母亲生病，连学费也交不起，家里实在太穷了，个子长高了也只能穿着父亲遗留下来的衣物，那时候穷到吃不上饭，既感受到亲戚们的慈爱和帮助，也遭受私塾里小仆人的恶语相向。夜晚归来路过寒冷巷子的人们，依然能够听到自己琅琅的读书声。

类似诗文很多，比如因为岁歉，洪亮吉的家人不得不打发走从父亲生前就一直侍奉他们的仆人。

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江南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地方，不禁令人感叹民生之多艰。洪亮吉的境遇很难说是个案，片冈一忠查阅光绪年间所修《武进阳湖县志》发现，洪亮吉在常州的时候，江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比如：乾隆十四年，大疫；十五年，大水；十六年，旱；十七年，大旱；二十年，大旱；二十一年，春夏大疫；二十四年，干旱与虫灾引发饥荒。

出身贫寒的洪亮吉对穷苦人的方方面面都至为敏感，而且他游历甚广，编撰了许多方志，对全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相当明了。这种经历既深刻影响了洪亮吉一生关注底层民众生存境遇的民本立场，也决定了他在清代官场的命运。

作者在书中着重描述的是洪亮吉在朝廷中的两次直言经历，而我们从中亦能看到清代政治体系的明显问题。

第一次是嘉庆三年（1798年）二月在大光明殿中举行的以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僚为对象的大考，题目正是嘉庆此时最为关注的如何征讨白莲教起义，由于洪亮吉的这份答卷包含对地方政治和官僚体系的激烈批评，因而在大考中只被列为三等第二名。

对洪亮吉人生命运影响更大的则是他在嘉庆四年（1799年）的政治谏言经历。谏言将矛头直接对准嘉庆帝。比如，洪亮吉批评的吴省兰，其实也被嘉庆在和珅罪状中亲自批判，但吴省兰正月刚被解除浙江学政的职务，从礼部侍郎降格为翰林院编修，五月就升为詹事府右春坊的中允，七月又当上了翰林院侍读，仅仅四个月即东山再起。和珅自尽的第二天，嘉庆便宣布只要和珅的党羽能够改过自新，依然能够被任用。显然，洪亮吉以吴省兰的例子来说明嘉庆改革不彻底。总之，洪亮吉在这次谏言中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应励精图治、用人行政要使得其所、一改风俗、赏罚分明、畅通言路、肃正吏治等。

后果可想而知，嘉庆很生气，洪亮吉被解职并拘禁在刑部，最开始按照“大不敬律”被判为“斩立决”，之后嘉庆帝告谕内阁，由死刑改为流刑，发往伊犁，路费由洪亮吉自己承担。不过，嘉庆也考虑到这种做法颇为影响自己力图塑造的明君形象，因而很快又将洪亮吉赦免。

经历死里逃生的洪亮吉，晚年回到家乡后自称“更生居士”。一方面专心著书立说，精神十分富足，与文人、官僚交游，指导后学，在这十年间创作了两千四百余首诗歌，留下了《春秋左传诂》等大量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洪亮吉终生不改对底层百姓命运的关怀，致力于帮助地方社会恢复秩序，为那些以士自居的清代读书人树立了典范。

此书引人深思的乃是作者关于以洪亮吉为代表的乾嘉士大夫悲剧命运的思考。与洪亮吉同一时代的士大夫，尤其是那批被称为考据学者的人物中，比如钱大昕和赵翼等，也会私下批判清代政治，因为士大夫们都感受到了同样状况，然而他们的文章都以婉转迂回的方式，避免直言批判。洪亮吉则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向皇帝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嘉庆将洪亮吉的谏言视为对个人行为的批判，对洪亮吉严加处罚，导致官场气氛降至冰点。

由作者的思考，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嘉庆帝是一位开明的君主，如果他全部接受并切实执行洪亮吉的谏言，那么，清代中国由盛而衰的命运能够避免吗？

片冈一忠当然没有明确回答，但从他将问题主要归为清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做法，答案可能会是肯定的。不过在我看来，纵然嘉庆全部接受并切实执行洪亮吉的谏言，这种衰落也难以避免。

和洪亮吉处于同一时代的士大夫们，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清代制度体系的积弊，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还是强化以个人道德伦理规范为内核的儒家治理风格。比洪亮吉稍晚的清代著名幕僚包世臣的相关思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了解社会实际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危机的反应。在包世臣看来，根本问题既不是自然资源减少，也不是人口快速增长，而是各种制度带来的积弊导致财富被自私自利的阶层所侵吞。从此角度而言，洪亮吉的思想也并未真正超越同时代的士大夫们。

面对十八世纪后期的大变局，洪亮吉的谏言和嘉庆的勤政无法力挽狂澜，这些士大夫不知道遥远的一个欧洲小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业革命，正是这种技术革命才真正突破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马尔萨斯陷阱”，他们更无法预料到数十年后鸦片战争的屈辱，而古老的中国也只有在浴火的淬炼中才能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