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 姚正安

我是1975年夏季高中毕业的，村里的四五名高中生有的进厂，有的到单位上班，只有我一个人回到村上做农活。祖母说：“你哪天种过田的，挑担挖沟，你吃得消啊？”“我一米八几的个子，体重一百几十斤，怎么就吃不消了？”我说着还屈伸着胳臂给祖母看。祖母“嘿”了一声，说：“你不要嘴凶，不苦得你半死才好呢！”

回家的第二天就干活了。当时正是夏管时节，无非就是给稻苗薅草、治虫、施肥，还有就是积秋肥，拾旱草搪草粪。活计都不是很重，但还是经历了腰酸背痛，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渐渐适应。说来也怪，我一点不怕干农活，也不怕干重活，与所谓的大劳力一样干。那时农村还是按工种给工分，重活的工分肯定要比一般农活高很多。妈妈常常叮嘱我：“不要蛮干，人家歇你也歇。”我当时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觉不够睡。

我在农村劳动了差不多两年，什么农活都干过，1975年底还开挖山阳河。我有时觉得，我就是天生当农民的料子。罱泥既是重体力活，又有点技巧，但我一上手就干得有模有样，不逊色于老手，一罱子泥水好几十斤，呼啦一下就上船了。去粮站送公粮，既是讨巧的活计，又是体力消耗巨大的工种。但我第一次送公粮就肩扛着一百多斤的麦笆斗爬四节大跳（木跳板，那时还没有输送带）。说了，村上很多人都不相信。至于，挑麦把稻把、挑河渣猪灰、挖墒踩水车、撑船拿舵，更不在话下。

然而，直到今天想起来还后怕的是麦收季节那十来天的劳动情景。农人说，割麦如救火。麦子说黄就黄，一黄就得收割。割迟了，麦头儿脆了会脱落，遇到下雨天还会倒伏霉变。

每天麦梢上还有露水就开始割了，女人在前面割，男人在后面挑，挑到船上，运到打谷场上堆起来。麦芒粘到身上，刺刺戳戳的，非常难受。但还是可以克服的，大不了脱光了，跳下河洗把澡。白天割好了，晚上打夜工脱粒，就是用老虎机把麦粒与麦秸分离。一连多日，天蒙蒙亮起床，干到大半夜闭眼，铁打的也得蜕一层皮。有时，中午吃饭，饭碗捧在手里，居然打起瞌睡，妈妈看了，直咂嘴。我天天渴望下雨，即使让我顿顿吃肉，我也不干，我还是渴望下雨，一旦下雨，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我不止一次问妈妈：“什么时候下雨？”妈妈笑笑说：“我哪晓得呢！再说了，怎能下雨呢？下雨麦倒在田里、烂在场上，喝西北风啊？”我哪儿想到这些，我就是希望突然来场大雨，让我倒在草垛上睡睡。

两年后，我还是离开了农村，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我常常想起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日子，我也常常为自己当时“渴望下雨”的荒唐想法发笑，下雨就像文章中的逗号，只是暂时的停顿，农活放在那儿，总是要干完的。务农的日子不长，但为我日后几十年的工作奠定了精神基础。我由衷感到农民的伟大，日复一日地从事农活，但从不言苦，从不埋怨，默默付出，默默担当，这也是我不敢懈怠工作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