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杰
作为“俄罗斯语言的巨匠”,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为“俄国文学三巨头”,对于这样一位重量级作家,显然会有不少人难以抵制为其树碑立传的诱惑,英国学者伦纳德·夏皮罗的《屠格涅夫传:生活与时代》是一部讲述屠格涅夫人生历程的传记佳作,详细呈现了这位俄国文豪的成长轨迹、情感生活、文学创作、政治观念等多个面向。此外,书中还提及了屠格涅夫与其他作家、思想家的恩怨,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屠格涅夫生活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段时期是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欧洲文学灿烂勃发的年代。他热爱欧洲文化,年轻时期便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求学、游历,后来更是长期定居法国。在俄国的皮囊下,屠格涅夫拥有一颗欧洲的心灵,他与许多欧洲著名作家广泛交游,比如福楼拜、乔治·桑、左拉、都德、亨利·詹姆斯等。
尽管长居西欧,屠格涅夫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大地,他的小说书写的始终都是俄国人民。而且,在地理距离和文化语境的放大下,他的观察反而更加清醒和冷静。当然,他与俄国文学圈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值得一提的人物有很多,比如果戈理、别林斯基、冈察洛夫,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他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
屠格涅夫与不少同时代的俄国人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却又动辄因种种因素口诛笔伐,将“文人相轻”这一传统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他与赫尔岑、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分歧主要在于政治观念,他与托尔斯泰的分歧则主要是性格方面。屠格涅夫比托尔斯泰大了十岁,更早地建立了文坛名声,他十分欣赏后者的《童年》《青年》等早期作品,后者亦高度评价这位文学前辈。
1855年11月,两人见面了,尽管谈笑风生,但“从一开始他们不同的性格就预示着未来的分道扬镳”。书中提到,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说了实话——他不喜欢屠格涅夫,而屠格涅夫在1859年给友人的信中也说道:“我们被创造在截然相反的两极。如果我吃了一口汤,觉得味道不错,那么我肯定知道托尔斯泰会觉得这难以下咽,反之亦然。”
两人的共同点似乎只有文学,但文学只能敲开友谊之门,无法完全打通他们性格上的壁障。虽然定期通信,并试图克服性格上的对立,他们这段关系仍然只能用“爱恨交加,时断时续”来形容。1861年5月,两人在争吵中彻底翻脸,之后便是长达十七年的绝交,直至1878年才迎来和解。
哪怕与托尔斯泰决裂了,在后者写出《哥萨克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多部巅峰之作后,屠格涅夫坚定认为他就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身处欧洲时,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推介包括他在内的俄国作家的作品。而在两人决裂前与和解后,他数次劝告托尔斯泰不要荒废其文学天赋,要“以文学为志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展现了一位作家应有的胸襟和眼界。
相比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集要少很多,但两人的对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到了相互怨憎的程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塑造了卡尔马津诺夫这个人物,对屠格涅夫“极尽讽刺,彻底宣泄了这种憎恶”。1845年底两人正式会面,起始似乎并没有交恶的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还称赞对方道:“一个诗人、天才、贵族,仪表堂堂,家境殷实,聪慧过人,很有教养……最重要的是,他品格高尚,真诚坦率,与人为善。”
然而没过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对屠格涅夫展开了攻讦。六十年代初短暂的和解后,1867年屠格涅夫发表了长篇小说《烟》,将两人引向了彻底的决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信将自己的厌恶之情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作为私交,我原先也并不喜欢这个人。最可恶的是我六七年还在威斯巴登借了他五十个银马克(至今未还!)。我也讨厌他那种带有贵族气派的丑角般的拥抱,他张开双臂迎上来接吻,可是却把自己的面颊伸给您。”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攻击,屠格涅夫针锋相对,之后两人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更是多次笔诛墨伐。
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庭出身、个人性格、文学理念上都有不小的差异,不过两人失和的根本原因还不在此,夏皮罗一语中的:“这场争吵的实质是根植于俄国人长期以来的观点分歧,即俄国究竟是欧洲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抑或是拥有独立命运的独立民族”;也即,这是西欧派与斯拉夫派这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的冲突,而屠格涅夫属于前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后者。在同一封书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阐述了屠格涅夫的观点:“在德国人面前我们应该甘拜下风;存在着一条对于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这就是文明;强调俄国精神和独特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卑鄙和愚蠢的行为。”而这恰恰是他这个激进的斯拉夫派所强烈反对的。他还讥讽屠格涅夫应当买一副望远镜,这样身处德国的他才能把俄国观察清楚,这显然刺痛了久居国外的屠格涅夫。
与托尔斯泰不同,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想观念上具有不可调和的分歧,而且两人始终没有实现和解。不过,他们还是用行动表明了一定程度的欣赏: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屠格涅夫捐钱为其建造纪念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孩子的推荐书单里,除了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亦名列其中。
1883年夏天,屠格涅夫病情加剧,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命不久矣”;9月3日,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与世长辞。不管当时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吵多么激烈、分歧多么严重,如今这些都已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段趣事,也是文学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谈资。更重要的是,三位文学巨擘不仅“齐心协力”将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推升至璀璨夺目的黄金时代,还为人类世界留下了异常厚重的精神遗产,丰富了无数读者的心灵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