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保罗·乔尔达诺的第三本书《黑与银》是一个异数，当读者已经接受了这位粒子物理学博士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以科学性作为其内核，他却交出了一个凡俗平易的写作命题：他们家的保姆，A女士，得了癌症，从此不能来他家帮工了。

　　这确实有别于他以往的创作，来自真实的生活经历，亦以第一人称写就。相比起小说，它更像一部散文，甚至喃喃自语的日记。A女士是作者雇佣的保姆，作家新婚的妻子怀孕的时候，他们请来A女士帮忙照料家务，为卧床的妻子做伴。A女士操持的美食很快俘获了这对年轻的夫妇，她反对他们去吃快餐和简易的炸鱼，坚持用自己复杂而健康的烹饪，喂饱不谙世事的小夫妻，甚至力邀主人去自己家中，用印花餐布、银餐具和沉甸甸的镶着金边的酒杯，向他们展示传统生活的尊严和仪式美。A女士不仅理所应当地成了新生儿的保姆，连作家和妻子诺拉，在她无微不至又略带霸道的照料下都退化成了巨婴，一同被其收养了。

　　作家所在的科研单位没有前途，他想搬去其他国家发展，但妻子表示反对，A女士坚定地站在女人这边，面对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男人让步了。

　　诺拉给A女士起了个绰号：“芭贝特”。这个名字，来自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小说《芭贝特之宴》。芭贝特本是法餐大厨，在沦为难民后，被丹麦一个偏远小村庄里的姐妹好心收留，成了她们的女佣。枯寂的乡村生活如一潭死水，但芭贝特让朋友代买的彩票竟然意外地中了大奖，奖金高达一万法郎，大家都以为，芭贝特得到财富后就能脱身而去，但芭贝特却用这一万法郎，在牧师一百周年的诞辰集会上，为全村做了一顿奢华的正宗法餐，她要把她所知道的生之美好，回赠给收留了她的乡村，这折射着丰饶之光的法餐盛宴，顶级食材搭配顶级佳酿，让禁欲了一辈子的清教徒村民们目瞪口呆。

　　作家雇佣的“芭贝特”没有中大奖的幸运。相反，她被命运的概率抽中，罹患肺癌，尽管她这辈子从未抽过一支烟，总是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

　　A女士辞工不干了，她得应付一次又一次的化疗、脱发、虚弱，以及将极其准时到来的死亡之前，那一天少于一天的日子，小说主人公一家的生活也因此陷入坍塌。首先是孩子，埃马努埃尔一直以来把保姆视为奶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她突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感到愤怒和失望。紧接着是主人公和妻子诺拉，缺少了A女士结构性的支撑，他们生活中间的漏洞开始暴露出来，婚姻危机也显得难以弥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确信，诺拉的银色，与我的黑色，正在缓慢地融合；同样一种带着金属光泽的柔滑的液体，最终将流淌在两个人的体内。”这是男主人公所相信的爱，两个介质完全不同的人，会因为结合而变得相似，彼此交融和改变，但最终他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想错了。我们都想错了。有的时候，生活就如同漏斗，会变得越来越狭窄。由情绪构成的乳液，会逐渐分层；诺拉的开朗和我的忧郁；A女士黏稠的坚定，和我妻子奇妙的无序；我逐年培养起来的清澈的数学式推理，以及芭贝特未经雕琢的思想，尽管交往频繁，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亲情，每个人却始终与他人分离。”保姆的离席让他体会到，无论他们以怎样的名义共同生活，黑与银，将永远是两股不相兼容的金属熔岩。

　　没有解决方案，婚姻也没有起色。但A女士终于解脱了，被埋在了她生前就为自己买好的墓地里，跟她的亡夫葬在一起。她与丈夫精心收藏的古董，甚至都未被打开来看过，就被捐给了慈善机构。餐桌和碗柜留给了诺拉，仿佛还在继续伺候他们吃好每一顿饭。在去A女士墓地吊唁的途中，他们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那块属于芭贝特的墓碑。

　　最后还是孩子，对成人世界里的爱恨与死亡灵敏得像地震仪一样的孩子，埃马努埃尔，找到了他保姆最后安眠的地方，他在墓地里大声呼叫：你们过来，她在这儿！并马上爬上了长长的大理石墓碑，就像他生前常常吊在保姆身上一样。

　　也只有孩子，趴在墓碑上抚摸着照片，喊出了她的名字，不是A女士，也不是芭贝特。一个早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