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去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引进了一部百老汇喜剧《事实的有效期》，邀请我去做一个有关非虚构伦理话题的讲座。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既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又是文学实践的问题。我不是理论家，只能从创作的角度来谈。《事实的有效期》中有一个主要人物的职业很有意思，是“事实核查员”，戏剧矛盾也由承担这份职业的报社实习生热情贯彻核查而引发。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夜行者》。《夜行者》的主人公Louis Bloom无意间发现各种事故命案现场的第一手视频资料能够卖给电视台并获得高额回报，于是凭借偷来的自行车换取了一台手持DV和一部警用对讲机，从此作为第一手视频资料提供者走上了新闻媒体从业之路。渐渐地，他开始破坏和修改新闻现场，并从拍摄新闻到制造新闻。例如为了得到珍贵的一手资料，Louis不惜“亲自动手”调整车祸者尸体的位置，使得暴露血腥的部分更明显。他也会调整灭门案中冰箱上家庭合照的位置，让团圆和乐和死亡的对比就在一张照片，或一个镜头中呈现。Louis成功之路的铺设，不仅仅来自其勤奋的学习和卖命的工作，更是源于一次次突破非虚构伦理的行为。

触碰事实的伦理红线到底在哪里？这确实是一个很“美国新新闻”的话题。我们熟悉的《冷血》，就是用小说的写法，写一个真实的事件。什么叫作小说的写法，怎么界定可以这样但不可以那样，这就留下了非常多的陷阱。如今，美国的非虚构成就是非常得到承认的，可以说自从有了《冷血》，就有了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把两个矛盾的文类组合在一起，成为开创性的、既是新闻又不是新闻的通俗文学产品，灰度地带本身就是充满隐喻的，吸引作家投身其中的宝藏。一个案件，经过文学加工和想象，变成了一个非驴非马的东西。这是合乎伦理的吗？打着文学的幌子就可以不择手段吗？为了好看就可以无耻吗？其实这都是长期以来非虚构小说的软肋。几乎和林奕含说“文学是不是巧言令色”一样，是一个终极天问。

关于《冷血》的故事本身，读者都很熟悉。美国中部堪萨斯发生了一件没有来由的灭门惨案，在新闻发达的时代，卡波特前往事发地调查。从采访、调查到深度介入到案件中，卡波特被彻底卷入了案件中，成了可以影响事情最终走向的人。非虚构还有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如何说服（诱导）当事人谈真心话。我看很多材料写得都很耸动，说远在纽约的卡波特就像一条饥饿的狼，立刻闻到了这条血腥新闻背后的写作价值，于是带上了童年好友兼助理哈珀-李，一起前往堪萨斯州，先后走访了遇害者的家属、邻居、警官，最后去到了死牢，对两位囚犯佩里和迪克进行采访。佩里一开始很冷漠，但卡波特一遇到佩里，就像遇到了金矿。他终于找到了写出不朽作品的机会，他甚至还主动出钱请律师帮佩里和迪克上诉，以延缓刑期。佩里慢慢开始信任卡波特，向他袒露身世，还交出了许多私人的记录。卡波特发现他们有很相似的童年，这种过度共情真实到离谱。卡波特花费六年时间，写作了六千多页的采访，但另一位作家哈珀-李后来放弃了这个题材，写完了《杀死一只知更鸟》，名利双收。这件事也让卡波特妒火中烧，卡波特还在原地等待堪萨斯案的结局。在与童年好友的绝交中，在对作品完美的渴望中，他其实也在等佩里行刑。堪萨斯州的死刑废兴非常复杂，1934年投票恢复死刑，1944年重新废除，1954年前后虽然有死刑但没有一例执行，到了《冷血》案件中的两人判决入囚，还存在大量变数，简直有些博戏的刺激。卡波特于是做了一件很坏的事，他停止探监，拒绝支付律师费，拒绝佩里的电话。卡波特因为自己的冷血，抱得大名，最后几近崩溃。《冷血》以后，卡波特再也没写出作品，59岁因为酗酒和吸毒过世。

卡波特和佩里惺惺相惜的离奇情谊，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堪比一段孽缘。佩里的身世复杂，成长经历亦有很高的文学性。他的入罪和审判又与死刑制度的社会运动有关，这给了卡波特投身事件最具体的契机。这是与魔鬼的交易，即他可以通过雇佣律师，一点一点为佩里续命，亦可以随时中断援助，成就一个他想要的结局。这个可能生、可能死的盲盒，亦有另一个案件可以做参照，即方才杀青的电影《酱园弄》杀夫案，一桩看似不复杂的案件，遇上了新旧政府交替还有女性主义风潮，的确有可能给一个可怜的人以奇迹般的生机。《冷血》却是截然相反的走向。非虚构的流行，让人误以为不过是记录，不过是采访，好像很容易，事实则不然。《冷血》这样的越界，触发了许多代价，是写作中最黑暗的东西。它的偶然性可遇不可求，仿佛命定的诅咒。假作真时，创造的欲望会吞噬许多动人的东西。文学也因此残酷的泯灭而盛开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