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每个时代那些钟情于历史研究的人，恐怕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历史有什么用？”被誉为“20世纪两三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马克·布洛赫也不例外，在绝笔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开篇，布洛赫记录了他两次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情形。一次是备受宠爱的小儿子向这位历史学家好奇地发问，父子间的交流温馨愉快。另一次却是在至暗时刻，那是1940年6月纳粹的铁骑踏入巴黎的那一天，留在本土的法国军队被迫缴械，一位法国参谋哀叹“难道历史已经背叛我们了吗？”那一刻，布洛赫突然意识到，这位痛苦的军人以悲伤的语调所提出的问题，与此前天真孩童的随口之言竟然殊途同归。两者都要求回答：

“历史有什么用？”

在布洛赫看来，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历史研究这个行当值得吗”之类关乎职业道德的细枝末节，而与整个西方文明的价值息息相关。法国的战败让秩序、安全、地位、财产这些曾经坚固的东西全部烟消云散，布洛赫只剩下两个身份：法国人和历史学家。作为法国人，他选择留下来，时隔20年再度投笔从戎，他说不能想象离开祖国，那样就连呼吸都不会自由；作为历史学家，他还得做点什么——西方文明已再一次沦入黑暗，而“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是否曾努力向历史学习？”国难当头之际，更有必要通过思考历史的“用途”来回答关乎文明命运与前途的生死之问。这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写作的缘起。

承平之世，衣食无忧的人们往往会把历史作为消遣的手段，“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来就是多数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布洛赫并不排斥历史的这种娱乐价值，相反他认为，历史首要的魅力正在于激发人们好奇心与求知欲。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把研读历史看成和桥牌或者钓鱼一样的游乐，那么古往今来无数史学家殚精竭虑乃至以命相搏，其意义何在呢？更何况“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烦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研究历史的目的只是“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无异于滥用时间和精力，甚至近于“犯罪”。布洛赫的言下之意是，对人类文明来说，历史承载着比戏说或者八卦重要得多的意义与价值，这首先表现在它是一门教会我们如何真正认识“人”，理解“人”的学问。

打个比方，历史犹如一个人的记忆。没有记忆，一个人生命中的种种际遇，无论欢欣愉悦还是苦难哀愁，就不能转化为生活经验及相应的信念，他也就失去了应付环境甚至认知自我的能力。不过，记忆只是形成经验的先决条件，并非所有的经历都能够或者有必要记取下来，只有那些对“自我”的形成有重大意义的深刻经验，才值得被记录。个人有个人的经验，集体也有集体的经验，对一种共同体来说，无论是家族、民族还是国家，同样也需要记取那些最重要的经验，从而塑造属于自己的传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集体总结经验，表达信念，通过回溯过去指明未来方向。换句话说，人类文明好比一艘行驶在浓厚雾霭中的航船，固然可以凭借惯性任意西东，但唯有历史学家可以站在甲板最高处，拉长人文的望远镜，告诉大家这艘船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哪里会有暗礁，哪里又会有风暴。

《历史学家的技艺》是一位巨匠经年思考的结晶，在早已“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地方，他坚持写下研究历史的精义：要拒绝卖弄辞藻和炫耀学识的诱惑，透过人类生活的零散的表象去形成对历史的总体观照；要突破偶然性去寻找更加稳定的历史要素；要通过参与今天的社会“感同身受”地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要学会带着温情和敬意理解先人的所长和局限，而不是凭借后见之明骄矜自夸；面对纷繁芜杂乃至陷阱重重的史料，要练就目光如炬，抽丝剥茧如老吏断案，等等。布洛赫特别强调，历史学的眼光、方法和价值观，应当成为每个现代人所应当接受的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限于历史学家，遗憾的是，这种“批判性的训练在我们学校计划中几乎完全缺失”。

所谓“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纷飞战火中，百无一用的老书生做不了更多，但布洛赫最终选择进入严酷的现实世界，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学家最后的担当。1944年春天，布洛赫被盖世太保逮捕。6月16日，盟军已开始在诺曼底登陆，一代宗师最终没有等到胜利，他在里昂市郊的一片田地里被枪杀。今天我们捧读这部诞生于硝烟中的未完稿，依然能从文字背后看到作者峻刻的目光，火热的心肠，以及他留下的那个问题：

历史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一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