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如果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活到现在，他也许会是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最大的反对者。按照他在著作《幻象》中的观点，今天在互联网世界被奉若神明的“流量”，其本质与他深恶痛绝的那些传播学现象如出一辙——布尔斯廷称之为“伪事件”。

伪事件并非虚假的编造，却是真实的赝品，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事件，是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就在于不断被复制、被传播，“获得流量”。在“伪事件”中，事件和传播的关系被彻底颠覆——从前，传播为事件服务；现在，事件为传播服务。人们并不关心事情本身究竟是什么，只求它足够吸睛。很多时候，人们在策划一件事之前，首先想到的是它有没有传播价值，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爆款。大量的伪事件充斥在我们周围，带来两种前所未有的结果。首先，它让我们与意义世界的联结变得复杂而暧昧——无论读一篇文章还是看一段视频，作者的用意并不像他表面上传达的那样：一篇抒情散文也许是为了导购商品，一段幽默视频也是为了推销会员。其次，伪事件横行导致了英雄的陨落和名人的崛起。布尔斯廷说，从前一个人有名，是因为他是真正的英雄，拥有超群的能力，做出非凡的功绩；如今，许多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的“名人”，只是“因为其名气而出名的人”，他们是“人形的伪事件”，一个人有名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多，知道他的人多因为他被广泛传播，仅此而已——看一看今天大行其道的所谓“流量明星”，就会知道这种自我证明的同义反复尽管荒谬，却早已司空见惯。

《幻象》出版于1962年，却仿佛是对半个多世纪后的人类社会如手术刀般精准描述和生动预言：新闻业不再忠实报道，转而炒作热点；媒体迎合公众，量产朝生暮死的“名人”；观光景点专为游客定制，却又显得千篇一律；营销广告亦真亦假，铺天盖地；文学改编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很难想象这样犀利的讽刺出自一位老派的历史学家的笔下。布尔斯廷，这位犹太律师的儿子以极为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又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30岁就进入芝加哥大学任教。他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顶尖学者——在他生前，很多人认为他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人。

布尔斯廷是“辉格派史学传统”的继承人，他的历史叙事大多书写高歌猛进的光辉岁月，不太谈历史的阴暗面。从这个角度说，弥漫着浓重的批判和焦虑情绪的《幻象》算得上他最出格的作品，让他以一种离经叛道的姿态进入文化评论界。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正统派，布尔斯廷相信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恒真理，他震惊于20世纪美国社会的财富膨胀、科技进步和媒体发达在创造了丰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一步步人为营造了与现实脱节的“繁荣景象”，用廉价和虚假的东西代替生活的真实。按照他的说法，“制造这些充斥我们体验的幻觉，成了美国的生意，而且是美国最有诚意、最不可或缺、最受崇敬的生意。我指的不仅仅是广告、公关和政治说辞，还有那些意图告知、安慰、完善、教育、提升我们的一切活动……”从立场到措辞，布尔斯廷对自己的国家毫不留情，手起刀落。以至于《时代》周刊在本书初版时反唇相讥，说“作者赶着在这部诋毁美国的作品出版前逃到国外”——事实是布尔斯廷那时恰好出国讲学。

布尔斯廷进一步从人类认知史的角度对“伪事件”丛生现象的推动力量进行了历史分析，这就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图像革命。从照相机的发明到电视的广泛普及，表面上看，人类制作、保存、传输、发布清晰影像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在更深层上，图像革命改变的是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期望——文字时代培养的是一群追求理性思辨的公众，而图像时代培养的则是一群寻找感官刺激的公众。

早在1843年，也就是照相机发明之后不久，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像先知一样预言，人类将迎来一个“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颠倒时代。15年后，当马克思走在伦敦的街头，他感叹商品的符号价值已胜过使用价值，使得“大写的人”矮化为“消费者们”。进入21世纪，当技术将我们推入社交媒体时代，各类伪事件呈指数级翻倍，演变得愈发高级而隐蔽，《幻象》恰如其分地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乱花迷眼的世界中，保持专注，保持警惕，保持反思的人文精神或许是良好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