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雪飞

《海上繁花》是杨怡芬第二部长篇小说，与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离觞》一样，二者都以战争为题材。

写战争，可于其中见悲欢聚散、见人性明灭；可触摸历史的脉搏，可倾听当下的晨曦；可是白骨如山、硝烟蔽日的战场，也可是乡野农妇那无人听见的心底的裂帛之声。在和平年代写战争，却又似乎有些涉险，因为一不小心，这类题材的小说要么会在历史和当下筑墙，在历史这面镜子中隐现的，仍然只是那个时代的魅影；要么以当代为尺规，丈量历史的纵深，却又显得力不从心。杨怡芬却避开了这些险路，她走了一座独木桥，用评论家方岩的话说，是“重建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海上繁花》中，战争让人流离失所，让人成魔，让“里斯本丸”号航船成为地狱，然而，在至恶的深渊边缘，有微弱却灼热的光亮照入，这光亮，便来自杨怡芬的故乡，浙江舟山。舟山，是二战中“里斯本丸”号沉没的海域，也是杨怡芬的故乡，她出生长大和生活的地方，她对她的故乡有执念，舟山如同她的花园，斗转星移中，他们彼此凝视，她所有的文字也在其中缓缓生长、绽放。

“日暮乡关何处是”，古人的回望故乡，是立于异乡残阳的山顶对故乡方向的长长叹息，是怅惘，也是对前途未卜的一颗悬心，车马很慢，把故乡慢得回不去了，于是故乡变得虚妄，虚妄得仅仅是一个地名或者故人的面庞而已。杨怡芬却偏要写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乡——舟山东极青浜岛，她在地理的坐标系中反复为这个小岛作标注：它距“里斯本丸”号沉没海域两海里；它周围有新四军革命根据地、有秘密抗日力量；在地图上，它是紧挨着沦陷区上海的一个点。“里斯本丸”号沉没时，青浜岛的渔民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中救下了三百多位英军战俘，大部分战俘被后来登岛的日军带走，但有三位幸运者伊恩、约翰以及凯文却被渔民阿卷一家掩藏，他们从青浜岛出发，翻山越岭，去往大后方，去往以后的人生。每到一处，遇新景，伊恩都在心底做个对比，比起青浜岛，这里如何如何，睡梦中，他梦见阿卷和阿元，他醒来时觉得，“那是阿卷他们在担心他”。渐行渐远中，伊恩们对青浜岛这个“来处”的回忆却越发坚实，它仿佛时时发出“召唤”，召唤伊恩们返回这个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故乡”。

《海上繁花》中，青浜岛的渔民们反复说着“救人一命，天上一星”这句话，因了这句话，他们在沉船那巨大的漩涡面前，向落水的战俘们伸出了手。这些战俘，却曾经在鸦片战争中给渔民们留下伤痛，这些伤痛，未被提及，不是被遗忘，而是在舟山渔民巨大的神圣与善意面前，伤痛只是伤痛，它驻守在本源的意义上，不被衍化，不被阐释。人于大地上劳作，面朝黄土，天空之遥，足以让人绝望，然而，青浜岛的渔民们却说，只要有足够的善意，就能成星，成神，空间的距离因“我”而拉近，天地人神在青浜岛渔民伸手拯救他人的瞬间，被还原成自然，还原成道，成一。于是，舟山就越出了实体的庇护所的意义，而是被点亮，成为了精神的居所。伊恩等人启程前往大后方前，为了让他们在一众本地护送者中间不那么显目，阿卷的母亲用草木灰涂黑他们的脸，杨怡芬如此描写阿卷的母亲：“眼神软软地望着他们”。这无疑是一处细致的文笔，却也是身为女作家的杨怡芬写战争的特别之处，在触及地狱的最深处时（日本军人向船舱内渴望饮水的战俘撒尿，看他们误饮后取乐；沉船后，战俘们漂在海上，日军朝战俘们开枪；地狱航船中有战俘杀同伴饮血解渴……），一旦踏上青浜岛，一切又能被“软软的眼神”所化，因为慈悲，所以能化万物而不牵强。

“里斯本丸”号沉没在舟山海域，连同它一起沉没的，还有数百个年轻人，他们是母亲的儿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是年轻姑娘遥望着的爱人，他们沉睡在海底，连同他们的未来。杨怡芬是悲悯的，她写他们，却又很克制，她不忍打扰他们。在小说中，她写潜水队想去海底探沉船，但都以失败告终，海底洋流推开那些探寻的潜水队员，它要护佑着“里斯本丸”号，它要以最强大也最柔软的海水护佑海底灵魂的安宁。舟山，于“里斯本丸”号上所有的战俘来说，已是故乡，就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