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最早得知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非常不喜欢美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时候，我还是挺意外的。在我的阅读谱系里，这两位思想家的影响力不分伯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都滋养了我不同成长时期的思想启蒙。只不过，我早年更喜欢伯林，对他的消极自由和多元价值的理论非常推崇，现在我喜欢阿伦特更多。阿伦特是个思想的宝矿，跟当下有着神秘的关联，尤其是她后期关于思考、责任与判断的文章，都可以适用当下这个甚嚣尘上的语境。而伯林的思想慢慢隐匿不显了。

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非常大。在《伯林谈话录》中，他还是比较克制地表达了对阿伦特著作的批评，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关于俄国的部分全都是错的，《人的境况》是一堆自由的形而上学的联想，《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荒谬的，这还算是学术批评。此后随着阿伦特的辞世，这种敌意并未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他甚至形容阿伦特“对我来说一个真正的眼中钉——无论是活着，还是在她死后”，还说“她真的是我厌恶的东西”。

但是从事实上看，伯林对阿伦特的厌恶毫无缘由，他们的一生没打过几次照面，而且基本也没有任何深入的交流。更值得玩味的是，对伯林非常情绪化的言辞，阿伦特大概也有所耳闻，但基本没有什么回应，她对他的评价就是，伯林甚至都不算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而且从他们一生留下书籍看，阿伦特几乎不读伯林的书籍，伯林虽然讨厌阿伦特，但是却一直都在读她的书，然后读完就狠狠批判。所以，这种敌意和厌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日本学者蛭田圭据此写了一本书叫《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这大概是今年最好看的一本学术八卦书了。从伯林对阿伦特的厌恶入手，分析了他们不同的成长和思想形塑的生涯，分析精准，学术的评价也到位，关键写作也没有学究气，非常好看，可以作为了解他们两人思想的入门书。中文的翻译也很加分。是2024年学术书的一本翻译佳作了。

其实从他们互相的经历看，两人的相似之处更多，比如基本是同龄人，都是犹太人，阿伦特出生在1906年，父母都是完全归化的中产阶级；伯林出生于1909年一个富裕的说俄语的犹太家庭。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后，全家移居到英国伦敦，伯林进入到牛津大学，二十二岁就成为全灵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学术生涯非常稳定，基本没什么波折，二战还作为英国的情报分析专家参与到决策层，认识很多大人物。战争结束后，继续回到大学教书写作。

阿伦特前半生的生活比他惨多了，纳粹上台后，全家开始流亡到法国，差点被送入集中营，而后辗转多难，1941年才到了美国，重新学英语，找工作，努力进入学术圈，逐渐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总之，这两人之间，看起来相似性有，但是总归学术道路是不同的。

蛭田圭在书中着重从几个方面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比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阿伦特师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伯林更信奉英国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传统互相看不顺眼。还有他们对自由的认知有差异。后期最大的争议点就是阿伦特在《纽约客》上连载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后，伯林对阿伦特的批评。

在蛭田圭的书中提到了他们两人之间互相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来自跟阿伦特与伯林同时交往，也曾帮助他们牵线搭桥，想让他们互相理解的阿瑟·小施莱辛格。小施莱辛格认为，对伯林来说，阿伦特太严肃，太自命清高，太黑格尔化了；而对阿伦特来说，伯林太轻浮，又不够严肃。所以他们短暂地会面之后也留下了不佳的印象。这次见面是不是意味着加深了各自的偏见呢？那到底为什么伯林始终对阿伦特充满这么大的恶意呢？这里面是否存在一种性别主义的偏见？阿伦特的好斗属性，或者在一个男性为主的世界里，偏偏表现出来更多的男性气概，这种故意为之的傲慢，是否也激发了伯林更多的反感？这些我们都无法得知。

蛭田圭在书的结论部分中，也并未特意将两人强行和解，他只是分别表达了对他们的敬仰，毕竟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性格不同，学术志趣也相异，但都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扬名寰宇。他尊敬他们都践行了苏格拉底的名言，真正的哲学根植于激情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