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什么是幸福？我们可能会给出无数种答案，它有关愿望、理想、欲望、安宁。怎样才能获得幸福？这并不是一个庸俗的心灵鸡汤式的提问。古今无数思想者，都试图提供合理的解释。古罗马剧作家塞涅卡曾在《论幸福生活》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人都想幸福地生活，但当他们想看清楚是什么创造幸福生活时，却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诚然，获得幸福是如此困难，若在追寻的途中走错了方向，越是耗费努力，就离它越遥远。”哲人的慧眼，穿过两千多年历史的尘雾，仿佛洞察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尴尬的“幸福困境”：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与幸福感的增加紧密相关，“越有钱就越幸福”几乎可以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经验数据都证明，在一定标准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导致主观幸福的下降，伴随财富同步增长的，反而是焦虑感、不确定性乃至犯罪率。

不止一位学者意识到，是时候反思这样的悖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了。2007年，英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拉斯廷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诘问：“幸福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也引起了著名社会学家鲍曼的关注，他由此出发，从日常生活展开对“幸福”和“人生”的探讨，并在2008年出版了《生活艺术》一书。

《生活艺术》发表时，鲍曼已年逾八旬，身体渐入老境思想却日趋深邃。他引申拉斯廷的观点说，幸福之错，错不在“幸福”本身，而是现时代我们借以衡量幸福的标准和追求幸福的手段发生了偏差。

首当其冲的错误，是以单纯的经济增长衡量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就像1968年肯尼迪总统在演讲中讽刺的那样：“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把空气污染、烟草广告和解救伤员的救护车都纳入统计……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一切，却唯独遗漏了让生命苦难受之不枉的那些事物。”更何况，在对幸福至关重要的要素中，“大约一半没有市场标价，也无法在商店购买”：爱、友谊、天伦之乐以及伙伴间真正的欣赏、同情与尊重等等。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偏差，是社会学家们深恶痛绝（在大多数时候又无可奈何）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人们笃信世界上没有不能与金钱交换的事物，当然也包括幸福。于是，花钱成为获得幸福感最快的捷径。鲍曼写道：“不出所料，所有通往幸福的道路，都指向商店、餐厅、按摩店和其他消费场所……商店越是高档，幸福感就越强烈。获得幸福，意味着得到其他人没有机会得到的东西。”

更糟糕的是，“购买”幸福的手续有多快，“买来的幸福”保质期就有多短。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迄今为止“购买幸福”最快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临情绪的迅速变质：清空购物车的那一刻，幸福体验开始启动；伴随着快递小哥的步伐，幸福感不断攀升，并最终在收取快件的那一刻达到高峰。随之而来的，是幸福感“断崖式”地下跌，为了弥补随之而来的精神空虚，我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投向购物网站。

《生活艺术》延续着鲍曼著作中那个压倒性的核心主题：自由。在他看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我们过分热衷于购物，而在于我们错误地把那种消费主义鼓吹的“购买-使用-抛弃”的无休止循环当成了自由，把命运完全质押在以市场-消费为调节手段的生活方式上，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积极的自由一定且只能存在于生活本身的起起落落中——它意味着高潮和低潮、挫折和希望、部分的成功和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之间不可避免地混合。只有准备好直面这些日常挑战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带来的回报。借用鲍曼常用的那个比喻，真正的自由是追逐野兔，而不仅仅是抓住它。

不过，鲍曼并不是一个诅咒“自由终结”的巫师，在回顾了从苏格拉底到20世纪思想家解读“幸福”的思想结晶后，他为我们指出一条真正通向自由和幸福的道路：与他人的深度连接、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对生活的深刻体验。终其一生，鲍曼都在告诫读者，“不确定”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世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幸福体验，而只有对幸福的不懈追求，这或许恰恰蕴含着社会前进的动力。学会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有限的选择中找出生活的“最优解”，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生活艺术家。

阅读鲍曼，你总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悲欣交集”的思想境界，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他的理智，之所以乐观，是因为他的意志。他的社会学不仅仅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日常经验的理论，更是一种飘浮在充满希望的温暖空气中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