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 吴立群

大学毕业后，我在某报社夜班编辑部上班。老郑是我朝夕相处的同事。20多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喝着茶，窗外雨中公园美景尽收眼底，悠闲惬意中，我电光石火地想到了老郑。

在整个报纸生产链上，夜班编辑处于末端，属于典型的为他人作嫁衣裳，夜班编辑的后道只有印刷和递送。而老郑，只是我这个夜班新来的时事编辑的助手——负责接收新华社电讯。

与时事同行，老郑白天就得上班，但也只是打印一些电讯目录，供夜班编辑选取后再打印。所以，他的工作，就是一个人守着一台老式电脑、一台滋拉滋拉直响的打印机和一部电话。在开机、打印、关机以及偶尔的电话接听之间，无需技术，要的只是对付日复一日单调的耐心。老郑似乎有的是耐心，穿行在一群所谓文化人中间，他从无怨言，在平凡的脸上，永远都挂着谦卑的笑容，那是身材矮小、职位低下、老迈无长技者的和蔼、善良和谦卑，即便是对于我这样从外地新来的无根无底的大学生，他也是微笑到底。

那时，双休日制度刚施行不久，但我既想星期六，又怕星期六，因为单身一人，又处在城郊接合部，实在无处可去。闲来无事，有时会跑到宿舍楼下办公室里给外地同学打电话聊天。

有一天下午，楼下老郑突然喊我接电话。我想都没想就以为是和我一样无聊的同学兄弟们打来的。然而，这次竟然是名女孩，是几年前在本地实习时认识的。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时此地，有漂亮女孩意想不到地打电话来不亦激动乎？我俩从认识时聊起，忘情地回忆，忘却了时间的站点，也忘却了老郑的存在。最后，她问道：“你有女朋友吗？”可是，当她听完我那些所谓的女朋友后，又问道：“我做你的女朋友好吗？”可笑我当初并不知道“女朋友”是特指恋爱对象，再说了，我对她还真没有半点奢望，如果想了，那倒是实实在在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因为她既漂亮又成熟，是当地人，家境也好，自己的服装厂已小有规模。那天，在她的恋爱启蒙课上，我第一次尝到了恋爱的滋味。

电话结束时，我不知道老郑还在不在场，但我肯定没有受到来自于他的半点压力——这完全不同于部门主任。此前此后，凡在上班时间由部门主任首先接听但无关乎工作的电话，他都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此情此景，即便他一句话不说，我也不便多聊了。“那天的电话要是由他转接的，那爱情的芽是断然萌发不了的。”事后，我不由得好笑起来。

从此，白天我便经常打电话给她，老郑当然在场；她也经常打电话给我，当然还是老郑接的，然后跑到走廊里，仰面朝天、扯着嗓子喊我来接听的。就在这楼上楼下的奔跑中，我们俩越走越近。终于，在一个极寒冷的凌晨（我下班前），她突然出现在楼下的院子里，旁边是她十几岁的小表妹，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

在感情的高速公路上，我趁夜跑来跑去跑了好几个月，老郑半点没有为难我，没有向我这个穷小子要半分钱“过路费”，或者打趣要根烟抽，倒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郑式微笑”。很快，我就不住宿舍了，在她开办的工厂兼住地落户了。从此，下班后我就直奔她那儿，而不再需要电话连线了。接线员老郑功成身退。

结婚时，老郑、部门主任等同事自然都受邀来喝喜酒了，但我丝毫没有想到要特别感谢老郑，倒是按惯例特别郑重其事地敬谢了部门主任等一众领导。后来，随着我告别夜班 “转正”到采访部门以及更多的人事变迁，我再也没见过、想起过平凡的老郑。

20多年过去了，老郑，你还好吗？

提笔前，我和妻子在家看《那年1987》。男主角于改革开放初期从青岛农村到花花世界广州闯荡，在和女主角一次次的不期而遇中，上演了一段在理想和情感之间徘徊的青春修炼曲。然而，男主角虽然有事业上的领路人——门卫老师傅，却没有遇到情感上的摆渡者，结果，虽然成为某品牌服装的创立者（电影原型），而且女主角也是从事服装业的，但两人终究未能走到一起。看完电影，我暗自庆幸，也更加陶醉。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老郑。

有人说，爱情是在生命之舟上做着的一种极其危险的实验，是把青春、才华、时间、事业、希望等统统赌进去的实验。在那年的实验里，真正堪称赌的，应该是她，而我像中了头彩的幸运者。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又中过彩，细细想来，其背后是遇着一个个真心诚意关心、帮助、提携我的贵人，或亲戚，或朋友，或领导，但平凡老郑是其发源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