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这里，回到这个村子，而不是去了卡内利镇、巴巴莱斯科镇或阿尔巴市，这是有原因的。我不出生在这里，这几乎可以肯定，但我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这里没有一栋房子、一块土地或先人的遗骨，让我可以说“这是我出生前的样子”。我不知道我来自山上还是山谷，来自树林还是带阳台的房子。那个把我留在阿尔巴大教堂台阶上的姑娘也许并不是乡下女人，也许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也可能是两个来自蒙特塞洛、内伊韦或是克拉万扎纳镇的贫穷妇女，用收葡萄的篮子把我带到那里。谁知道我的血脉来自哪里？我已经走遍了世上很多地方，知道所有血脉都是好的，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累了，试图扎下根来，有了村庄和土地，让血脉能传递下去，使自己比普通的一季轮回更持久。我在这个村庄长大，这必须感谢维吉莉亚、教父以及所有已经不在这里的人。尽管他们收留、抚养我只是因为亚历山德里亚医院会给他们月钱。四十年前，在这些山上，有些穷人为了得到一枚银币，虽然自己已经有了孩子，他们还会领养医院的私生子。有人领养一个小女孩，就希望日后有个女仆，可以指使她干活；维吉莉亚想要我，因为她已经有两个女儿了，等我再大一点，他们希望能在大一点的农舍里安顿下来，大家一起干活，过上好日子。当时教父在加米内拉山有一座小农舍——两个房间和一个马厩，有山羊和那片河边的榛子林。我和两个女孩一起长大，我们偷吃棒子粥，睡在同一个麻袋上，姐姐安焦利娜比我大一岁，到我十岁时，维吉莉亚去世的那个冬天，我才偶然知道我不是她弟弟。从那个冬天开始，安焦利娜不再和我们一起在河岸边、树林里游荡；她照顾家里，做面包和罗比奥拉奶酪，去市政府领取我的月钱。我向朱莉娅炫耀说我值五里拉，她不值钱，我问教父为什么不多领养几个杂种。

现在我才知道我们都是穷人，只有穷苦人家才会领养医院的杂种。在此之前，我去上学时，其他孩子骂我是杂种，我以为这个词和“胆小鬼”或“流浪汉”一样，就同样骂回去。但我已经长大了，市政府不再给我们抚养费了，而我当时还没搞清楚我不是教父和维吉莉亚的孩子，就意味着我不是生在卡米内拉山，不像家里的两个女孩一样，从榛子林下冒出来，或是从山羊的耳朵里钻出来的。

去年我第一次回村里，几乎是偷偷来看榛子林。卡米内拉山丘是一道无边无尽的缓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河岸和葡萄园，不知道山顶在哪里，上面也一定是其他葡萄园、树林和小路。冬天的山坡光秃秃的，像被剥了皮，露出了土地和葡萄树干巴巴的枝条。在干冷的空气中，我清楚地看到山谷巨大的落差，到卡内利镇那里就结束了。我沿着贝尔波河边的小路来到小桥头，来到了芦苇丛，我从那里远远看着山坡上的农舍熏黑的石墙、长得歪歪扭扭的无花果树、空荡荡的小窗户，我想到那些可怕的冬天。但周围的树木和土地都发生了变化：茂密的榛子林消失了，变成一片割过的玉米茬。从牲口棚里传出牛叫，在夜晚的寒气中，我嗅到了牛粪的味道，因此现在住在那间农舍的人，已经不再像我们以前那么一贫如洗了。我一直期待着类似的重逢，或想象着那间农舍已经倒塌了。有许多次，我想象自己站在桥头，想着我怎么可能在那么小的一片地方度过了那么多年，我在寥寥几条田径上，放着那头母山羊，寻找滚到河岸边的苹果，我相信世界在贝尔波河上的大路拐弯处就结束。我想象了很多种情况，但我没想到再也看不到榛子林，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这一变故让我很沮丧，我没有问家里有没有人，也没有进农舍的院子。我当时顿时明白，没有出生在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它没有在你血液里流淌，你不能像那些老人一样，觉得自己半截身体已经埋在这里了。一季庄稼并没那么重要。当然，山丘上还有一片片榛子林，我还能去看看，找到当年的自己。如果我是那片山坡的主人，也许我也会把榛子林砍了，种上庄稼。但现在我一想到在城里租住的房子就感觉有些难受，人们在那里住上一天或者好几年，搬走之后就会留下一个死寂的空壳，准备接纳其他人。

还好那天晚上我转过身去，背朝卡米内拉山时，看到了贝尔波河对面的萨尔托山，我看到它起伏的山巅，还有消失在山顶的草场。在地势低一点的地方，沿着河岸也是冬季光秃秃的葡萄园、树林、小路和零散的几处庄园，这和我以前坐在小农舍后面的横木上，或是在桥头上，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到的情景一样。我当兵前的那些年都在莫拉庄园当长工，他们在贝尔波河那边，在一片肥沃的平地上。而教父卖掉了卡米内拉山的农舍，带着两个女儿去了科萨诺。那些年里，只要我从地里抬起眼睛，就能看到天空下萨尔托山丘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一直向下延伸到卡内利镇，那里有铁路，火车从早到晚沿着贝尔波河奔跑，发出嘶鸣，这会使我想到奇迹，想到车站和城市。

事情就是这样，我并没出生在这个村子，但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相信它就是整个世界。现在，我真正看到了世界，知道世界是由许许多多的村子组成，我不知道孩童时是不是真的错了。我漂洋过海，在别的大陆走了一圈。就像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参加周围村镇的节日庆典，他们跳舞、喝酒、斗殴，把打破拳头才赢得的旗子带回家。摘了葡萄就拿到卡内利镇去卖；采到松露就拿到阿尔巴城里去卖。我在萨尔托山的朋友努托，整个山谷，一直到卡莫镇的葡萄酒桶和压榨机都是他做的。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故乡，即使只是为了离开它。拥有一个故乡意味着你不是独自一人，意味着你知道在人群里，在草木中，在土地里有一种属于你的东西。你不在时，它也一直等待着你，但安心住在那里也不容易。有一年多时间，我都关注着这里的情形，一有机会，我就逃离热那亚，但它还是从我手边溜走。这些事情需要靠时间、经历才能理解。有没有可能到了四十岁，见识过世界后，还不知道我的家乡是什么？

有件事我觉得难以置信。这里所有人都认为我回来是为了买栋房子，他们称我为“美国人”，让我看他们的女儿。对于一个离开时连名字都没有的人来说，我应该感到欣慰。我的确很欣慰，但还不够，我也喜欢热那亚，我很高兴世界是圆的，一只脚放在舷梯上，随时可以离开。以前我小时候在莫拉庄园的栅栏边，倚着铁锨听着经过大路的闲人聊天，对于我来说，卡内利镇的小山丘就是世界的大门。与我相比，努托从来没有远离过萨尔托山，他说如果想要一直在山谷里生活下去，就要做到这一点：永远不出去。恰恰是他，年轻时在乐队里吹单簧管，会去卡内利镇以外的地方，一直到斯皮尼奥，到奥瓦达镇，到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不时提到这一点，他会笑起来。

内容简介

《月亮与篝火》是意大利作家切萨雷·帕韦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小说，首次发表于1949年。弃婴“鳗鱼”厌倦了在美国的闯荡，回到意大利北部乡村寻找失去的童年，却意外了解到故乡在法西斯占领时期的残酷往事，意识到他所追寻的故乡早已破碎。无尽的怅惘中，他再次踏上旅途。

作者简介

切萨雷·帕韦塞

意大利诗人、作家、翻译家。著有小说《月亮与篝火》《与琉喀对话》《八月的夏天》等，曾翻译过笛福、狄更斯、乔伊斯、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

德军在二战期间进入都灵时，帕韦塞到山中避难，好友们在抵抗运动中的牺牲对他后来的写作和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帕韦塞于1930年代后期进入伊诺第出版社工作，提携了卡尔维诺等作家；1940年代是他在文学上的高产时期。1950年，帕韦塞在抑郁中服用过量药物离世。卡尔维诺在他去世后曾花近十年时间编辑帕韦塞的十六卷全集，以此向这位作家致敬。1957年，意大利帕韦塞基金会设立“帕韦塞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