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2022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朱锐意外查出身患晚期直肠癌，医生坦率地告诉他，生命只剩下大约三四年光景。朱锐没有因此丧失锐气和活力，一轮轮放化疗的间隙，他选择重返讲台——他说自己不能接受“或者就只是为了活着”。我们要怎样理解恐惧？怎样面对恐惧？怎样基于对死亡与恐惧的思考更好地理解生命？这些话题构成了接下来的两年里朱锐开设几门课程的核心主题。在最后一个学期的课上，他已经形销骨立，眼神却依然锐利坚定，他告诉同学们，“哲学家是不畏惧死亡的”。

2024年6月中旬，朱锐发现自己有了小肚子，而癌症病人通常是会逐渐消瘦的。医生告诉他，这不是胖了，而是癌细胞攻破了腹膜，他的病已治无可治。7月12日，朱锐转院到安宁病房，每天都在体验身体的疼痛和功能的丧失，生命随时可能走向终点。时间紧迫，他决定将自己对人生、生命和死亡思考做最后的分享，他说，“生死问题是哲学最大的问题，而我又恰好处于这样的生命历程中。我想以轻松的方式谈大家一般不愿意谈，但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也算是我走之前对社会的关怀，还有我的爱。”7月15日，朱锐与一位年轻人约定，每天中午展开对谈。对谈进行了10次，在7月25日那天结束。又过了一周，56岁的朱锐含笑停止了呼吸。

半年以后，朱锐生命最后的十日对谈以及他在最后一门哲学课上对30多年学术探索的思考，汇聚为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出版。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也终有面临死亡的那一刻，但日常生活中，对于“生命与死亡”这样的话题，大多数人总是避之唯恐不及——没病没灾，无忧无虑的时候，为什么要费心去考虑这些既沉重又烧脑，还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呢？朱锐的回答是，生而为人，你就已经在关心、已经在思考了，因为人是唯一能在观念层面理解和思考生命和死亡的生物。从这一点说，不放弃思考生命和死亡，就是不放弃对“人”崇高价值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朱锐关心的仍然是为世界呈上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摆出一副“智者”的面孔，留下一个看似通透潇洒的背影。他始终坚持，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他留下的“最后一堂课”，期待的不是受教者、观摩者，而是同行者、对话者。

朱锐告诉我们，大多数人恐惧死亡，是因为不理解身体。当我们尝试着真正与身体对话，也许就能在那些看似无法摆脱的困境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在朱锐看来，每个人都有三个层面的身体，生物性的身体、生理性的身体和社会性的身体。大多数人最熟悉的，就是社会性的身体。剪什么样的发型，用什么样的口红，搭配什么样的服装，体重一定要保持在多少……困扰无数年轻男女的容貌焦虑，就是这种社会性身体的外在表现。人们注重自己的外表仪容，固然是文明和体面的表现，可一旦过度地顾此失彼，就会陷入社会性身体危及生理性身体的自我伤害中。身体健康时，大多数人并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哪里，一旦疾病缠身就惶惶不可终日，不了解身体（更不用说爱惜身体），人类就得为看似无限的“自由”付出代价。

围绕身体的话题，朱锐也给我们带来温暖的希望，人类文明的伟大，也许就在于千百年来，我们学会用爱超越生理性的缺陷。再有洁癖的父母，大概都不会觉得为襁褓中的婴儿换尿布是一件恶心的事；孝顺的儿女为风烛残年的父母擦拭身体，内心涌起的不会是嫌弃而是怜惜……用朱锐的话说，真正的爱是亲密无间的，是生理性恶心的悬置。

朱锐说，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能从“小我”跳脱出来，从“大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命，就不仅能摆脱对死亡无谓的恐惧，反而能从生命体伟大的接力中获得由衷的喜悦。作为“小我”，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开始有终结，无人可以幸免。可每个人又都是人类这个“大我”中的一分子，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充满活力，生生不息，并不依赖个体的长寿甚至永生，而正在于一代代人幸运地到来又从容地离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死亡是新陈代谢，是对生命的肯定。每一个平凡但是大写的人，都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体验，“小中见大”地见证生命的不朽奇迹。

30年前，记录美国学者莫里·施瓦茨在生命最后14周里与学生的对话的那本《相约星期二》令朱锐印象深刻，他说自己的最后一课同样希望与所有热爱生活的读者对话。作为真正的哲人，朱锐和莫里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证明，死亡尽可以夺去他们的生命，却无法夺去生命的力量和尊严。作为行动的思想家，他们用一生谱写的生命交响曲值得每个人用心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