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在那些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中，从来不乏毁誉参半者。即便在他们身后成百上千年，人们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依旧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这往往也正是他们不朽的魅力所在。即便在这样的人群中，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也称得上最特立独行、怪诞诡谲的一位。

他把一切不协调的东西集于一身，终其一生都在崇高与卑劣、美德与邪恶两个极端之间流浪，从一个端点向另一个端点跳跃。他生前困顿窘迫、历经磨难，招致了那个社会的普遍愤怒和痛恨，所有曾经与他相识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的敌人；死后却声名远扬，获得了他本人在世时从未刻意追求乃至退避三舍的巨大荣耀，赢得许多心灵相通者热情的眼泪。所有通过他的著作和传记认识他的读者，又几乎没有不对他深怀敬意的——18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康德在简朴的寓所里唯一陈设的装饰品，就是卢梭的画像。中国哲人梁启超在读过卢梭作品后感慨道：“千百年后，读其书，想其风采，一世之人，为膜拜赞叹。”也正因为如此，在学者赵林心中，卢梭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抗拒的心灵力量和激越澎湃的思想热情，不仅成为19世纪西欧社会革命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中所有敏感心灵永恒的精神家园，其影响渗透到他以后一切时代的精神生活中”。《浪漫之魂》是赵林对卢梭坎坷生平和思想遗产的评述，却又绝非一本普通的名人传记，用赵林自己的话说，自己的脉搏与卢梭的心脏按照同一频率在跳动，“卢梭就在我的血液里！”

卢梭忧郁柔美的浪漫气质可以追溯到他从小失去母爱的孤独感，也得益于少年时期在瑞士贵族华伦夫人那里受到的情感滋润。与之相伴的，是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卢梭在通过华伦夫人接受的哲学、科学和艺术熏陶。

从瑞士到法国，卢梭也曾一度跻身巴黎上流社会，周旋于贵妇人的社交沙龙。但卑微的出身和崇尚自然的性情，使卢梭始终无法融入巴黎上层那种奢靡矫揉的生活方式和无聊虚荣的文化氛围中。而一旦他发现自己神圣的使命——从根本上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批判——之后，卢梭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整个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上。他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丢掉假发、佩剑之类虚荣生活的装饰物，甚至变卖了怀表。（为此，卢梭高兴地对自己说：“谢天谢地，我再也不需要知道时间了。”）面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召见和丰厚年金的赏赐，穷困潦倒的卢梭选择拒绝，多年以后，他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我就只得阿谀逢承或者噤若寒蝉。”

41岁那年，卢梭应征第戎商学院的征文，撰写了名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对欧洲社会几乎所有主流价值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颠覆。从那以后，在生命的最后25年里，卢梭像堂·吉诃德一样，单枪匹马地向整个欧洲上流社会、宗教团体和知识精英发起精神挑战。18世纪是启蒙思想的光辉普照西方世界的年代，欧洲知识分子对科学和理性的弘扬达到历史的高点，卢梭却逆水行舟地声称，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导致人类道德的堕落；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理直气壮地为私有财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卢梭却直言恰恰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各种不平等现象的起源；当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设计了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时，卢梭针锋相对地指出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当伏尔泰为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高奏赞歌时，卢梭却拜倒在情感至上的“浪漫主义”脚下……与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不同，卢梭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充满真诚，也充满痛苦，带着怀疑的目光打量那些被时人狂热膜拜的思想概念：科学理性、国家主义、社会进步。

与生前的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社会对卢梭的评价在他死后不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盛赞他是“法国革命的先驱”甚至“人类的导师”。在去世16年后，卢梭的遗骸被迎入先贤祠安葬，他的思想也旋即在西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掀起了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

据说，拿破仑曾这样感慨：“后人也许会说，为了天下太平，世上最好没有卢梭，也没有我。”卢梭去世已超过240年，如何衡量他的思想遗产，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读一读卢梭的生平与文字，想一想他“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勇气，或许是增强“文化体力”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