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这个概念在西周时期就被用来指称“神灵”“上帝”了，所以由此而形成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实际是反映的“神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规范。然而我们所强调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意义的“无神论”（“弱神论”）在西周“天命论”得到最早的系统表达。

中华无神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多种的形式。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当与世界其他文化一样，最早时期产生了原始宗教或称自然宗教以及各种有神论思想。诚如马克思所说：“古代各族是以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页）在中国的史前时期中国人也创造了原始宗教，原生宗教，而这些都是主张宇宙天地间有某种神灵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显然属于宗教有神论的性质。当中国进入国家形态以后，产生了人为的宗教有神论。在夏商周三代都盛行着鬼神迷信，“夏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而随着周人提出以“天命靡常”“唯德是辅”“敬德保民”为内容的新的天命论以后，使得宗教的神灵意味大大削弱。

西周的“天命论”，究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宗教有神论的范畴。“天”就是“神”，就是“上帝”。所谓“天命”就是神的命令和意志，上帝的命令和意志。但周人将神、上帝的命令和意志进行了颠覆式的“革命”。具体说来，周人将原来认为的神、上帝的命令和意志那是永恒不变的，朝代一旦拥有了神、上帝的安排和给予那将是永远不变的，即能够永远享受天命等旧观念来了个改变。周人明确指出天命不是永恒不变的，天（神、上帝）只辅助有德行的君王和王朝，是否授予天命那是要根据你是否能够做到崇敬道德和保护人民。《尚书·周书》篇篇不离德，提出明德、崇德、敬德、敏德、顾德、用德等概念和命题。所以，德与天（神，上帝）信仰的结合是周代宗教突出的特点。这一思想的重心与其说是在神，毋宁说是在人。看似是天（神，上帝）的所作所为，但实际上它是根据君王的表现而为的。如此一来就将原来永恒不变的神、上帝之性改变了，将原来至高无上，一切都要听命于神、上帝之性改变了。也正是因为这种改变，才终使在宗教有神论的前提下具有了“无神”的意味。当然我们将这种意义上的“无神论”给起了一个名字，那就是“弱神论”。中华传统宗教的特征，中华传统无神论特征，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于是在这种“革命”中最终被奠定起来。以后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观念，无不受到这种革命的影响。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意思是说，神是聪明、正直而专一的，一心依照民意而行事。《左传·恒公六年》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而后致力于神。”意思是说，百姓是神的主人，因此古代圣王先富足成就百姓，然后才致力于侍奉神灵。《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说，上天所见，都是来自民众的所见，上天所闻，都来自民众的所闻。《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意思是说，民众的愿望，上天一定会依从的。《论语·雍也》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意思是说，致力从事人民认为合乎道义的事，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们，这样可以称得上聪明智慧呢了。《论语·述而》说：“子语怪力乱神。”意思是说，孔子不谈论怪异、强力、叛乱和鬼神。《道德经》第4章说：“道冲……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意思是说，道是空虚无形的存在，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子，即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它似乎先于天帝而产生。上述所有之论，虽然都承认“有神”，但是他们都将“神”的地位降低了，将“神”的作用削弱了。淡化神性，降低神位，远离神灵是中华传统无神论思想早期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反之，他们都将“民众”的意志提升了，将“德行”的力量加强了，将“人事”的致力突出了。如此一来，鬼神，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了动摇，鬼神，上帝的无所不能的功用遭到了质疑，鬼神，上帝的唯一纯粹的属性遇到了挑战。尤其是人道即天道，民意即天意，人之所意，就是天之所意。即便以上是神灵之天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但也充分反映出它的“弱神论”，“重人论”的无神论色彩的。神意，天道是要依顺、代表、服从民意和人意的。这种观念在西方正规宗教有神论中是无法想像的观念。这是一股社会思潮的兴起，这是一项人文浪潮的翻滚，这是一次思想文化的觉醒。具有人文色彩的中国无神论思想，也正是在此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最终汇聚成强大的无神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