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因为巴黎奥运会的缘故，法国文学再一次回到我的书桌，尤其是跟盛夏阳光和汽水那么匹配的弗朗索瓦丝·萨冈。重读她的《你好，忧愁》如同重见一个青春期时的密友，甚至在书架上一瞥书的封面和书名，就有了那种与旧日情绪重逢似的谙熟：

你好吗？忧愁。我们又见面了，忧愁。

跟《你好，忧愁》一模一样结构的书名，还有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如同一组对偶。但“说吧，记忆”是老者的沧桑，“你好，忧愁”却完全是少女的轻盈乃至轻浮，尤其是法语：“Bonjour Tristesse”，从舌颚间轻巧滑过，像极了法式搭讪甚至挑逗，连那忧愁都是轻飘飘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18岁的萨冈对女友说：“今年夏天，我要写一本书，我会赚很多很多钱，我要去买一辆捷豹。”她说到做到，小说处女作一问世便创下接近百万册的销售记录，版税收入高达千万，第二年，这本书的英译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榜首。不出五年，《你好，忧愁》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在全球卖出五百万册以上。

同属法国文学荣光的杜拉斯说，“写作是一场暗无天日的自杀”。萨冈则轻松得多，“没有写作，我只能拙劣地生活；没有生活，我只能拙劣地写作。”她出生于富裕家庭，从来不是好学生，也不屑于当一个乖乖女，在教会学校，因为成绩太差，品行不端，她十几岁就被开除了，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学校。她抽烟喝酒，纵情声色，以干尽荒唐事为乐。萨冈虽然不爱上学，却很喜欢阅读，而且阅读趣味颇为不俗，普鲁斯特、福克纳、萨特成为她文学上的启蒙者，但她写得不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的轻盈来自她自己。“我肤浅，肤浅之人就会注意那些有趣的小事。”

她说得轻巧，但她的处女作，轻巧之下是一记重锤。富家少女塞茜尔，母亲早亡，父亲过着风流不羁的生活，塞茜尔看惯了父亲不停换女朋友，自己也习惯了随心所欲的自由生活。因此，她竭力阻挠父亲跟女友安娜的婚事，只因安娜是个正经人，一心想要规范这对父女，让他们进入正轨，尤其关心塞茜尔的学习。而塞茜尔相信生命自由意志存在于享乐之中，对乏味的高尚生活嗤之以鼻，于是她暗中施计，先挑动起父亲的妒忌，又故意让安娜看到父亲跟其他女人亲热，彻底搅黄了他们的关系。安娜绝望之余，以车祸形式自杀身亡。安娜死后，塞茜尔恢复了从前的放荡生活，只有在床上扪心自问，才会为安娜之死感到一丝忧伤。

这不是那种湿漉漉的青春期文学，在轻盈之下，萨冈要残酷和尖锐得多。《你好，忧愁》可视为战后“垮掉一代”的法国版，混合着存在主义的思潮，也像美国《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逆向版本——是更自私、更自我、更不在乎道德的那一方在讲述。

萨冈用她的一生，践行了她的理念。她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生机勃勃又一团混乱，对她而言，生命短暂而虚无，“我们一辈子跳舞。我们是那类人，跳舞的人。”她酗酒、飙车，藐视财富，挥金如土，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既不回避，也不迷恋。她曾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去支持左翼青年的时候，穷学生们问她：“萨冈同志，你竟开着法拉利来支持革命吗？” 她摇摇头说，“错了，是玛莎拉蒂。”

富裕出身和写作带来的财富被她挥霍一空，她很快债台高筑，数次被告上法庭，因为欠债，因为转让毒品和偷税漏税。为了还债，法庭不得不提前预扣掉她未来的版税，直到她落魄去世，还欠着上百万的债款。但法国人对艺术家的宠溺简直深入骨髓，每每她涉事，总有文化名流们集体为她请愿、痛陈：想想她对国家作出的文化贡献吧，比起她欠法国政府的那点儿碎钱来说，法国欠她的更多！

萨冈为安娜设计的那场死亡车祸，也像写给自己的谶语，《你好，忧愁》出版没几年，萨冈自己就以16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拐弯处出了车祸，差点丧命。“生命是一场飙车，我有权自毁。”这个一生都留着小男孩短发、始终拒绝成熟长大的少女说，“我，是一场持续性的事故”。

她从不介意评论家的冷嘲热讽，生前就给自己写好墓志铭，“1954年，萨冈以一本菲薄的小说《你好，忧愁》出道，在经历了令人愉快而又草率一生和一系列作品后，她的消失，只是一个对自己而言的丑闻。”